2011 年，人称云南 “土皇后” 的杨菊芬，接到了死刑执行通知。戴着沉重脚镣、身着囚服的她，依旧难掩清秀甜美的长相。可面对注定的结局，她没有崩溃哭喊，只是抬手轻轻拢了拢头发，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

杨菊芬是保山龙陵人，家里世代种地。她二十一岁之前的人生，跟村里大多数姑娘没什么两样——穷，但是干净。转机出现在她跑到昆明，在一家洗脚店打工。

店里常来一个客人，叫蒋家田，比她大二十八岁，四川宜宾人，早年蹲过南窑火车站倒火车票的地盘，后来开了茶室、旅社、饭店，手底下拢着一帮"两劳"出来的兄弟，九十年代起就开始零星贩毒。

蒋家田看上了这个话不多、眼睛亮的云南姑娘，给她租了房，塞了张存了一万块的银行卡。三个月后杨菊芬怀了孕，生下个女儿，小名叫小玲。

如果故事到这里停，也不过是一个农村丫头攀了棵大树，日子虽然说不上光彩，但至少能糊口。坏就坏在蒋家田的"生意"从来不止于开店。他跟杨菊芬透了底：家里缺个能跑缅甸进货的人，问她爹愿不愿意来。

杨菊芬的父亲杨国应，早年在缅甸打过工，认得路子。她妈蒋满英后来在笔录里说得很直白："我儿子之前因为贩毒判了死缓，所以我们心里就没了隔阂。"

你看，这就是农村毒案最狠的地方——家里一旦有一个陷进去的，那道坎就等于全家都跨过去了，再没有怕不怕一说。

第一单是杨菊芬从自己攒的两三万里头掏了八千，让父亲去缅甸，七十块一克拿了八十克海洛因背回来。蒋家田联系好买家，三百块一克出手，这一趟净赚一万六。蒋满英在家里数那些花花绿绿的钞票，后来说那是她这辈子见过最多的现金。

尝到甜头之后，这个家的所有人都被卷了进去。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杨菊芬出主意：买一辆长途卧铺客车，开客运是正经行当，能洗钱，毒品藏在客车夹层里往昆明拉也方便。车真买了，雇了两个司机，其中一个叫谢明祥的专门负责把杨国应从缅甸背回来的货塞进夹层，跑一趟给一万五。

货到了昆明，多半卖给一个叫李文彩的女人，李文彩每次骑电动车来，黑塑料袋里拎几十万现金。

上游是蒋家田搭盘子、杨国应跑缅甸进货，中游是长途客车夹带、谢明祥开车，下游是李文彩分销，家里头蒋满英数钱、杨菊芬打电话调度，连她哥杨枝能后来也辞了工进来跑运输。

一个以血缘和姻亲捆起来的贩毒链条，就这么在昆明南窑那一片铺开了。他们做得有多大？大到来昆明拿货的外省贩子，都得先问问"南窑老蒋"这边的价。

崩盘是在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二日。

杨国应带着自己凑的三十七万外加借来的十多万，跑到镇康南伞出境拿货，背回来十九块海洛因，净重六千六百九十克，在入境路上被边防武警人赃并获。

顺藤摸瓜，九月十五号晚十一点多，蒋家田在昆明玫瑰湾商务会所的办公室被抓；十六号中午，蒋满英在龙陵平达乡她妹家落网，身上两万多现金，一张农行金卡里一百八十多万——全是这家子这几年贩毒攒下的。

全案最后捋出四十一名被告人，牵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贩卖运输毒品，强迫交易，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盗窃，出售假币，持有假币，诈骗，九项罪名，四十二起犯罪事实。昆明中院当时把这个案子定为"云南打黑第一案"。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七日，昆明中院一审公判。蒋家田、杨菊芬、杨国应、谢明祥四人死刑，剩下三十六人分获死缓、无期、有期徒刑。杨菊芬从头到尾低着头，法警给她解开手铐让她签字的时候，她手抖得厉害。

一审完了她和另外三十二个人上诉，上诉状里有一条理由是"不知道贩毒会判死刑"。这话从一个做了五年大宗、爹妈哥全在链子上的主犯嘴里说出来，荒唐，但也是真的——她在看守所最早那阵情绪波动得厉害，管教后来回忆，她最常说的就是"我对不起小玲"。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云南高院二审宣判，维持蒋家田、杨菊芬、谢明祥的死刑，杨国应改判死缓，其余部分人量刑调整。再报最高法核准。

那天蒋家田、杨菊芬、谢明祥三个人穿的是便装，不是其他被告那身黄马褂。两个半小时前，杨菊芬吃完人生最后一顿早饭，嘴角沾了点饼干屑，她自己抿进去，说不能浪费。

她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小玲——蒋家田前妻生的女儿答应了帮忙带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她这才算了最后一桩心事。临刑前她还填了份遗体捐献申请表，一个从龙陵山里走出来的农家丫头，能给四岁的女儿留的，也就剩这点了。

九点五十分，三人被带出会场，验明正身，押赴刑场。

外面的人后来给她安了个"土皇后"的名号，配那张戴脚镣拢头发笑的照片做标题。可你把卷宗从头翻到尾会觉得，这三个字其实是反的。

她从来不是什么呼风唤雨的女头目，她是蒋家田的情人，是电话调度，是那个最先提议"买辆客车夹带更方便"的人，也是把爹、把妈、把哥一个个劝进这个坑的人。

父亲死缓，母亲涉案，哥哥入伙，女儿四岁没了爹娘——这条"家族贩毒"的链子，拆开每一节都是自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