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港女硕士”何依琼：逃亡英国后每天只吃一顿，七个月后留遗书自尽。




何依琼出生在香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有稳定的工作，对她的教育也很上心。
 
她从小成绩就好，是那种不需要大人太操心的孩子。
 
中学毕业后，她顺利考入香港大学，念的是亚洲与国际关系专业。
 
这个专业的课程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出路通常都不错，她的老师也觉得，以她的能力和勤奋，将来完全有机会进入外交领域或者国际机构工作。
 
本科毕业那年，何依琼拿到了瑞士日内瓦大学的全额奖学金，飞往欧洲攻读国际事务硕士。
 
日内瓦是一座多边机构扎堆的城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各种非政府机构的总部都设在那里。
 
对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国际关系学生来说，这样的环境本身就带着很强的吸引力。
 
在日内瓦期间，她接触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和立场，也慢慢开始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对香港的事务发表一些看法。
 
这些看法起初并不激烈，但渐渐地，她的表达越来越偏离主流，也吸引了一些网络上陌生人的关注和应和。
 
那种被围观和认同的感觉，可能让她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2019年夏天，何依琼拿到硕士学位回到香港。
 
凭借出色的学历背景，她很快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进入香港红十字会，负责国际救援方面的项目，有时还要参与中东地区的相关评估。
 
如果不是之后发生的事，她大概会沿着这条职业路径走下去，在自己的领域里积累经验，站稳脚跟。
 
但那年秋天开始，香港的社会气氛变得躁动起来。
 
何依琼很快就被卷了进去。

她不再满足于在网上发言，而是直接走上街头，参加各种非法集会。

甚至主动组织活动，发表煽动性的文字。
 
这个曾经安安静静坐在图书馆里读书的学生，变成了街头人潮中的一张熟面孔。
 
不久，她在一次行动中被警方拘捕。
 
后来她获得了保释，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2020年，香港国安法正式实施，过去一些参与过非法活动的人开始重新掂量自己的处境。
 
何依琼觉得留在香港已经没有出路，于是把希望押在了另一条路上。
 
当时，英国刚刚调整了BNO护照的政策。
 
所谓BNO护照，全称是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原本是回归前英国签发给部分香港居民的一种旅行证件，很多年里并没有太多实际用途。
 
但新政策宣称，持这种护照可以到英国居住和工作，住满五年就能申请定居，再过一年还可以申请入籍。
 
这条消息一出来，对一些人产生了不小的吸引力。
 
何依琼决定离开。
 
2022年4月，她把在香港能变现的东西都换成了现金，带着那本护照登上了飞往伦敦的航班。
 
她大概以为，凭自己的学历和履历，到了英国总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慢慢安顿下来。
 
可真正踏上伦敦的土地，现实却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
 
她投出去的简历一封接一封，几乎都石沉大海。
 
一个香港大学本科、日内瓦大学硕士的年轻人，在这里连一份正式的全职工作都找不到。
 
最后，她只能在一家小型慈善机构找到一份志愿者岗位，收入微薄，基本谈不上什么保障。
 
伦敦的生活成本极高，她根本租不起单独的公寓，只能在东区一栋排屋里租了一间窄小的阁楼房间，和另外三四个租客共用厨房和卫生间。
 
就这么一间房，每月房租也要九百英镑，几乎吃掉了她大半的收入。
 
为了能撑下去，她开始想方设法省钱。
 
最紧张的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常常几片面包就着一杯水就是一顿。
 
她走在街上，偶尔会遭遇突如其来的冷眼或者不友善的言语。

工作中，她也隐隐感觉到一种说不清的差别对待。
 
那种感觉，不是明确的辱骂或排斥，而是一种始终无法融入、不被真正接纳的疏离感。
 
她曾试图自救，主动预约了心理咨询，想找人聊一聊心里的苦闷。
 
但几次谈话下来，情况并没有什么起色。
 
身处异乡，没有亲人，没有真正的朋友，同事之间也只是客气而疏淡的关系，她心里的那团灰雾越来越重。
 
更让她感到绝望的是，她发现身边一些同样持BNO护照过来的香港年轻人，处境也不比她好多少。
 
有人在中餐馆打黑工，有人长期寄住在亲戚家的客厅，有人找不到工作只能靠积蓄苦撑。
 
大家当初都是带着希望来的，现在却各怀苦涩，连相互倾诉的力气都慢慢没了。
 
2022年11月，距离她搬进那间阁楼才半年多，何依琼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遗书里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是一些重复的字句，写满了疲惫和对前路的茫然。
 
当警察进屋的时候，房间里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那本BNO护照，安静地放在一旁。
 
她并不是没有其他出路，只是在躁动的氛围里，把一条最不确定的路当成了唯一的路。
 
轻信一些听起来金光闪闪的承诺，付出的代价，有时候比想象中沉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