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生育率突然上来了,这是因为,韩国终于发现了解决单身男性结婚难题,到底症结在哪里!不是男性和女性不想结婚,而是女性要高嫁。这事根子上是供需关系,解决方法就是市场经济。
连续多年趴在全球生育率谷底的韩国,最近总算出现了一点不一样的动静。
韩国官方初步统计显示,总和生育率从2023年的0.72,升到2024年的0.75,2025年又升至0.80,连续两年回升。2025年出生人口约25.45万,比上一年增加6.8%。这个数字仍然低得惊人,却已经足以让韩国社会松一口气,因为过去大家担心的不是出生人口少,而是一路往下掉,看不见底。
真正把生育率托起来的,是结婚人数增加。
韩国2024年登记结婚数量约22.2万对,同比增加14.8%,创下多年少见的大幅增长。2025年结婚数量继续增加。韩国绝大多数孩子仍然出生在婚姻家庭中,未婚生育比例很低,因此结婚人数只要回升,过上一两年,出生人口通常就会跟着发生变化。
这也让一个长期被回避的问题重新摆到桌面上,韩国年轻人不是完全不想结婚,更不是看到孩子就躲,他们只是越来越难在现实条件下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
不少韩国女性择偶时,希望男方收入比自己高、工作比自己稳定,最好还具备一定住房条件。有人把这种选择称为“高嫁”。单独看某个女性,这不过是个人选择,可当大批人都把目光投向收入更高、职业更稳的少数男性时,婚恋市场就会发生拥堵。
高收入男性的数量本来就有限,普通男性才是社会中的多数。问题随之出现,条件好的男性被反复选择,收入一般、工作不稳、没有住房的男性很难进入婚姻。与此同时,一部分女性宁可推迟结婚,也不愿承担婚后生活下降的风险。男方找不到愿意结婚的人,女方等不到符合预期的人,双方都单着,生育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不过,若把责任全部推给女性“眼光高”,显然又把事情讲窄了。
韩国女性为什么看重男性收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韩国婚后的家庭成本太高。房租、房贷、育儿和教育开支,哪一项都不轻。女性生育后还可能遭遇收入下降、晋升受阻甚至退出职场。在这种情况下,寻找经济条件更稳定的伴侣,不只是追求所谓的优越生活,也是在给婚后的风险找一层保障。
韩国男性的难处同样真实。一份普通工作的收入,很难同时覆盖住房、婚礼和育儿成本。临时岗位与正式岗位之间待遇差距较大,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也存在明显鸿沟。很多年轻男性并非拒绝承担家庭责任,而是算过账以后发现,仅靠自己的收入,很难撑起传统观念要求的“养家者”角色。
于是,“女性要高嫁”的背后,其实藏着另一层原因,普通家庭太缺乏安全垫。婚姻一旦需要依靠男方的高收入才能维持,女性自然会提高经济标准;女性一旦可能为生育付出沉重的职业代价,也会更加谨慎地选择对象。
这事根子上确实是供需关系,却不能简单理解成婚恋市场上“男多女少”或者“女性要求太高”。真正短缺的,是收入稳定、住房可负担、育儿有人帮、工作与家庭能够兼顾的生活条件。
经合组织对韩国低生育问题的研究,也把住房负担、劳动力市场分化、女性生育后的职业损失、教育费用和育儿压力列为关键因素。特别是在韩国,成为母亲所付出的职业代价依然较高,仅靠一次性补贴,很难改变年轻人的长期判断。
韩国这些年并没有找到什么让女性突然降低择偶标准的办法,真正发生变化的,是社会开始把钱和政策更多放到婚姻之前。青年住房支持有所增加,育儿假和托育服务继续扩展,一部分疫情期间被推迟的婚礼也集中补办。工作、住房和照顾孩子的难度稍微降下来,原本卡在门外的人,才有机会进入婚姻。
市场经济在这里的作用,不是给男性和女性标价,也不是劝谁“将就一下”,而是降低普通人的成家成本。住房供给多一点,租金压力小一点,普通男性不必先买房才能结婚;工作岗位稳定一点,男女双方都不用把全部希望压在一个人的工资上;托育服务完善一点,女性也不必担心生完孩子就失去职业生涯。
交易成本下降,匹配才会增加,这才是市场经济的办法。
当然,韩国这次回升还不能被夸成“人口大翻盘”。0.80距离人口世代更替所需的约2.1依然很远,韩国每年的死亡人数仍明显多于出生人数。近期增长也包含疫情后婚姻需求集中释放的因素,能不能延续,还要再观察几年。
在我看来,低生育率最怕被写成一场男女互相埋怨的战争。指责女性高嫁很容易,嘲笑男性没有能力也很容易,可这些话除了制造争吵,解决不了一套房、一份工作和一个孩子的费用。
真正有用的办法,是让普通收入也能支撑普通生活。一个男人不必年薪惊人才有资格结婚,一个女人也不必靠嫁给高收入男性才能获得安全感。当婚姻不再像一项高风险投资,条件相近的人才愿意走到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