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了个天的大谱！北京某公证处账面上放着1.8亿余元，本想买个理财，结果临到用钱时一查，好家伙，1.8亿的本息几乎清零，账户里只剩44万余元。

事情要从2013年12月说起。

当时，北京某公证处与大连银行北京分行签订账户管理协议，开立了一个对公账户，主要用于存放公证业务收费款项。

此后接近三年，公证处分16笔向这个账户累计转入3.6亿元。

当然，累计转入3.6亿元，并不意味着账户里始终趴着3.6亿元。期间有正常收支，到2018年6月，按照公证处掌握的账面数据，账户内的存款本息还有1.8亿余元。

这么大一笔钱，公证处也不是完全不管。

银行客户经理李某每个季度都会上门，将对账单和存款利息回单交给公证处财务人员。上面有账户余额，有利息数据，也有银行印章。

一张张看过去，工工整整，没有明显异常。

站在公证处财务人员的角度，这笔钱并没有失踪，而是老老实实地躺在银行账户里，甚至还在不断产生利息。

可后来查明的情况，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公开裁定文书显示，从2014年1月开始，也就是账户开立后没多久，里面的资金就出现了未经公证处授权的划转。

此后几年，相关资金陆续流入九家企业以及罗某某、霍某某等人的个人账户。

罗某某曾任大连银行北京分行业务负责人，霍某某是其母亲。公证处方面提交的材料还显示，部分收款企业与二人存在持股或者控制关系。

到了2017年9月7日，这个账户的实际余额已经只剩448296.25元。此后，账户基本没有新的交易。

换句话说，真实账户早就快见底了，可公证处手里拿到的对账材料还在一本正经地表示：别担心，钱都在。

我觉得，这才是整件事最让人后背发凉的地方。

钱被谁转走，当然要查；可钱已经被转走多年，为什么对账单还能持续显示正常，更值得追问。

账户本来是用来记录资金的，对账本来是用来发现问题的。结果在这起事件里，对账不但没有暴露风险，反而成了遮住风险的那块布。

到了2018年6月21日，公证处根据手里的材料确认，账户存款本息已经超过1.8亿元。

随后，公证处与银行签订理财产品客户协议，准备用这笔钱购买相关理财产品。

在公证处看来，这只是把账户里的存款换成理财，钱依然在银行体系内，无非是换一种方式管理。
可理财产品到期后，本金和收益迟迟没有兑付。

公证处这才进一步核查账户，结果发现，自己一直以为存在银行里的1.8亿余元，实际上只剩下44万余元。

1.8亿和44万放在一起，差的已经不是一个零头，而是一条让人看着都头晕的鸿沟。

公证处随后将大连银行北京分行告上法庭，要求兑付本息并赔偿损失，主张金额暂计超过2亿元。

官司进入审理后，那些多年来维持着“账户正常”的材料，也被一张张揭开了底。

司法鉴定结果显示，公证处提交的32张存款利息回单、19张对账单，以及理财协议上的银行印文，均系伪造。

也就是说，公证处多年来看到的账户安全，很可能只是一场由假材料撑起来的假象。

另一边，银行提交的网银开通、账户信息变更等材料中，公证处会计刘某某的签名，也被鉴定为冒用。

但让事情更加复杂的是，这些材料上加盖的公证处公章和法人章，却被认定是真实的。

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问：到底是谁在里应外合？银行有没有责任？公证处内部是否也存在管理漏洞？

这些问题都必须查，但不能靠网友凭感觉下结论。

银行方面否认相关理财文件和对账单的真实性，并提出案件涉嫌重大刑事犯罪，应当先处理刑事案件，再讨论民事责任。

北京金融法院一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均以案件涉嫌犯罪为由，裁定驳回公证处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

这里得说清楚，驳回起诉不等于法院认定银行没有责任，更不等于公证处已经输了官司。

当时的裁定，主要解决的是程序问题：既然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犯罪行为，是不是应该等刑事案件处理完，再审理公证处与银行之间的民事纠纷。

可对公证处来说，这就有些尴尬了。

钱已经不见多年，刑事案件何时能查清尚未确定，民事诉讼又暂时无法进入实体审理。1.8亿元不能靠一句“正在调查”自己走回来。

此后，公证处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案件终于出现转折。

最高法认为，民事案件要解决的是公证处与银行之间的存款合同履行问题；刑事案件调查的，则是相关人员冒用身份、伪造材料和划转资金的行为。

两者涉及的主体和法律事实并不完全相同，刑事案件的办理，不影响民事案件继续审理。

最终，最高法撤销一审、二审裁定，指令北京金融法院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

在我看来，这起事件不能简单变成一场“银行全错”或者“储户自己不谨慎”的口水仗。

公证处确实需要回答：为什么长期依赖客户经理送来的纸质材料？为什么没有通过网银、柜台查询或者银行函证等独立渠道交叉核验？如此巨额的资金，内部财务制度有没有真正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