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警卫员齐吉树回忆，1946年一天，毛主席问警卫员：“齐吉树，外面怎么这么热闹？”正说着，参谋进来报告：“主席，杨步浩给您送秧歌来了，还抬着匾呢。”

1946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十五。
王家坪外忽然响起锣鼓声，一阵接着一阵，由远而近。

据警卫员齐吉树晚年回忆，毛主席听见外面的动静，问他：“齐吉树，外面怎么这么热闹？”正说着，参谋进来报告，杨步浩带着秧歌队来了，还抬着一块匾。

匾是红底金字，上面写着四个字：“人民救星”。
杨步浩带来的不是几个人。他组织的是延安县川口区六乡的秧歌队，乡亲们一路吹打，抬着匾走进王家坪。

毛主席出来迎接，接过匾，向来人致谢，又祝愿六乡群众当年取得好收成。
后来讲起这件事，人们常把目光放在锣鼓、秧歌和那块红匾上。场面确实热闹，却有一个问题不能绕过去：杨步浩只是一名普通农民，他凭什么能够组织六个乡的群众，一起把匾送到毛主席面前？

这件事的起点，不在1946年的元宵节，而在杨步浩早年的生活里。
杨步浩出身贫苦，小时候给人放过牛，长大后做长工，成年后仍没有自己的土地。陕北灾荒严重时，他带着家人四处谋生，最后落脚延安附近。

土地政策推行后，他分到了田地，生活才逐渐安定下来。

对一个长期替别人种地的人来说，有没有自己的土地，区别不只在收成多少。过去，他扛着农具走进地主家的田里，庄稼长得再好，也很难改变一家人的处境。

分到土地以后，他种下的粮食开始同自己的生活直接相连。杨步浩并没有守着自家的几亩地过日子。边区生产困难时，他组织乡亲变工互助，谁家缺劳力，大家一起上；谁家缺牲口，几户人家合起来使用。他还带人纺线、打井、植树，帮助外来的移民安顿生产。

1943年，他被评为劳动英雄。

劳动英雄在乡村里不是一个摆着好看的称号。
一个人能被推出来，往往意味着他干活有办法，办事有人信，遇到难题时能把乡亲组织起来。杨步浩在六乡逐渐有了威望，也成了当地农民与边区机关之间经常来往的人。

他同毛主席的联系，早在献匾前便已开始。
延安时期，中央机关和部队都参加生产，毛主席也有生产任务。杨步浩得知后，主动提出替毛主席代耕，并代交公粮。两人的交往，最初绕着土地和庄稼展开。

杨步浩关心的是地怎样种、粮怎样收，毛主席问的也是生产和乡亲们的生活。

川口六乡离中央机关驻地不远。
当地群众为机关提供粮食和物资，干部也常到村里了解情况。逢年过节，乡亲们扭秧歌、送土产，机关人员到村中慰问，双方在这些日常来往中慢慢熟悉起来。

毛主席在接匾时提到，六乡群众同中央机关经常来往，像亲戚一样。这句话说得平实，却把献匾的来由点得很清楚。六乡群众并不是在一次大会上突然产生了感情，他们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认识，来自土地、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变化，也来自多年近距离的接触。

当杨步浩提议制作一块匾时，乡亲们愿意响应。
他们请人写字、制作匾额，又组成秧歌队，选在元宵节送到王家坪。“人民救星”是那个年代十分鲜明的表达，在六乡农民那里，它并非空泛的赞颂。

过去没有土地的人有了田，四处逃荒的人能够安家，分散的农户可以通过互助抵御灾荒，普通农民还能被推为劳动英雄，站出来讲生产、提意见。这些变化一点点落到生活里，最后才凝成匾上的四个字。

秧歌也是乡亲们熟悉的表达方式。

延安时期，旧秧歌被赋予新的内容，唱词里写开荒、纺织、识字和抗战。川口六乡没有选择一套陌生的礼仪，而是敲起锣鼓，迈着自己熟悉的步子，把乡村里的感受送进王家坪。

献匾当天，毛主席向群众表示感谢，话题很快落到丰收上。
杨步浩代表六乡讲话，说的也是努力生产、多打粮食。匾表达的是感情，交谈围绕的仍是庄稼。

这使献匾没有停留在一场节日仪式上。
杨步浩能够把六乡群众组织起来，靠的不是一时激动，而是他多年劳动和办事积累下来的信用；群众愿意跟着他进城，也不只是因为敬重杨步浩，而是他们对生活变化有着相近的感受。

几年后，这段联系仍在延续。

1949年底，杨步浩带着六乡群众的信和当地生产情况来到西安，准备进京看望毛主席。因毛主席当时正在苏联访问，他未能成行，便托人转交。

信中谈的依然是开荒、变工和增产。

1946年抬进王家坪的是一块金字匾，几年后送出去的是一封生产来信。形式变了，内容没有离开农民的日子。

齐吉树回忆中那阵突然响起的锣鼓，并不只是元宵节的热闹。
走在队伍前面的杨步浩，身后跟着川口六乡的农民。

他们抬着匾，也带着自己这些年经历过的土地、粮食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