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策士纵观《战国策》，公输般并非孤例。《秦策二》里就有一个“医扁鹊见秦武王

不一样的策士纵观《战国策》，公输般并非孤例。《秦策二》里就有一个“医扁鹊见秦武王”的故事。当秦武王将身边人对病情的判断告诉他时，扁鹊勃然大怒，连治病的砭石也扔了出去。在他看来，“君与知之者谋之，而与不知者败之。使此知秦国之政也，则君一举而亡国矣。”其实秦武王之世，秦国崛起的势头已经难以遏制。所谓“一举而亡国”的确是夸大其词，扁鹊只是在借此表达对自己专业能力（医术）的自信与自尊。要是将他看作逐名求利的策士的话，显然就有些不合格了。当然，扁鹊生活的时代早于秦武王，这个故事多半具有寓言或托古性质。相比之下，惠施与公孙龙在《战国策》里则是更加“主流”的策士形象。譬如惠施就经常代表魏国出使列国。《战国策·魏策二》记载，“齐、魏战于马陵，齐大胜魏，杀太子申，覆十万之军”。这场惨败之后，魏国实际上失去了一等强国的地位。惠施因此深感忧虑，他反对魏惠王准备孤注一掷起兵报复齐国的想法，认为“今战不胜，国无守战之备，王又欲悉起而攻齐，此非臣之所谓也”。在惠施看来，“王若欲报齐乎，则不如因变服折节而朝齐”。如此一来，魏国虽然在名义上向齐国屈服，却可能因此引起楚国对齐国的敌视，若此时与楚联合伐齐，“是王以楚毁齐也”。魏惠王冷静下来，接受了这个意见，“乃使人报于齐，愿臣畜而朝”，免去一场无谓的魏齐战争。魏国地处中原的“四战之地”，与韩国一样是列国争霸焦点。与张仪“欲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的连横主张相反，“惠施欲以魏合于齐、楚以案兵”，结果为此被张仪赶出了魏国。至于公孙龙的生活时代比惠施晚了很多。秦军挟长平之战余威攻邯郸，平原君向魏求救，信陵君窃符救赵，赵国终于转危为安。为此，赵国相国虞卿“为平原君请益地”。这时候公孙龙前来劝阻平原君：在“亲戚”和“功臣”两种身份里，平原君只能选一个，不能混着用，否则有政治风险，所以“为君计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接受了他的意见。不过，公孙龙在《战国策》的“出场”只此一次。与惠施相关的篇目虽然较多，但其中的惠施大多也并非主要策士。实际上，这两位后来都被算作“名家”人物，而非《战国策》所关注的“纵横家”。所谓“名家”，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之一，名家的“辩者”以严谨逻辑思想而闻名。与惠施同时代的庄子，就经常同惠施相互讨论哲学问题。庄子还认为，在自己同时代人中,惠施是同他相互讨论学术问题最合适的对象。惠施去世后，庄子经过惠施墓地时，还曾经为之叹息：“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惠施的思想，是所谓“合同异”。譬如“今日适越而昔来”。这是说今天去越国昨天就已经到了。这不是把一件事情在时间上的先后正好说颠倒了吗？怎么理解这句话？“今天”和“昨天”是人为划分的概念。如果站在“到达”的那个时间点回头看，“出发”的时刻就成了“过去”。命题故意混淆了“陈述的时间”和“事件发生的时间”，造成逻辑错觉。此外，从“适越”到“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如果无限分割时间，“出发”的瞬间和“到达”的瞬间在理论上可以无限接近，乃至在概念上被视为同一。于是“今”与“昔”的界限被模糊。名家发展到公孙龙这里，又出现了新变化，就是“诡辩”术。他最有名的诡辩论题，就是“白马非马”。在他看来，白是颜色，马是形状，而白马包括了两个概念，因此白马所指的，既不是指“马”，又不是指“白”。既然“白”与“马”各自独立，“白马”与“马”也各自独立。所以就推论出“白马非马”来了。这样的“诡辩”，与几乎同时代古希腊的“飞矢不动”等悖论一样，已经进入到哲学范畴。故此，非但《战国策》里没有记载，荀子更是直截了当地指责名家“好治怪说，玩琦辞”。但名家在探讨一般与特殊的逻辑问题上有积极的贡献，在古代逻辑思想和辩证思想的发展史上有他们一定的地位。与《战国策》里记录下的其他“非主流”的人物一样，他们的身上同样闪烁着古人智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