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逝世，一时间公安部群龙无首，为了尽快稳定局势，毛主席推荐陈毅的好兄弟曾山接任。 1972年3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病逝，公安部一下像被抽空了梁柱。 部长的椅子空着，全国那么多枪、那么多案子，总得有人压得住。众人犹豫时，毛主席丢出一句“曾山同志怎么样”，周总理先愣后笑，说“曾山是位好同志，这个决定很好”。 这个名字，在许多年轻干部耳朵里是生的，在老一辈心里却像一块压箱底的铁。 曾山1899年12月生于江西吉安，出身书香，又被时代推上风口。 父亲曾彩芹从教书先生转成地下党员，在各处之间传情报；母亲康春玉在家里给他遮风挡雨，开门关门都要盯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动静。 两口子多次被抓，始终咬牙挺着。上面这一辈守住了气节，下面这一辈干脆把命搭了进去。哥哥曾延生和嫂子蒋竞英，在吉安发动工人农民闹革命，被捕后并肩走上刑场；弟弟曾炳生1926年入党，很快牺牲，只有23岁。 1925年前后，国民大革命高涨，他在哥哥带着下参加觉群社，随后入党。 1927年形势陡变，蒋某人和汪精卫翻脸，屠刀砍向共产党人，很多同志被迫转入地下。 吉安一带风声鹤唳，许多人紧闭门窗。就在这个节骨眼，他在当地发动工农群众，组织官田暴动，让以为革命“完了”的人又看到火光。这场暴动规模不算惊人，却为接下来的农民土地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打下基础。 1929年10月起，党领导赣西地方红军和群众，对吉安连续发动九次进攻。 几次关键战斗，是他站在最前面布置兵力。1930年10月4日，毛主席指示赣西南地方武装和当地十余万群众配合红一方面军再攻吉安。他把人一片片发动起来，有人堵路，有人带路，有人抬担架、送粮食。 城里筹来的五六万银元和一二十斤金银，他全部交给红军当军饷，自己领导的苏维埃政府，一块银元都没留下。 吉安被攻克后，他被任命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领导吉安、吉水等十多个县政权，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苏维埃政府，江西各地分散的苏维埃运动，从此有了统一的领头人。 1931年11月7日，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毛主席被推选为中央政府主席，副主席定为张国焘和项英。会前的设想里，副主席人选原是张国焘配曾山，后与苏区中央局反复商量，才改成现在这一行字。名字退了，他本人不吵不闹，转头又钻进文件和会议里。 土地革命开展时，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土地路线，坚持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农民真正分到地，人心慢慢往党这边靠。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他的主持下召开，省、市、县、乡各级苏维埃机构搭起来；财政体系、收支制度一步步建立，江西苏区有了稳定的财源，经济、文化、教育也开始稳稳往上走。 毛主席一句“曾山同志是立了大功的”，概括的就是这些看似枯燥的制度和数字。 他和陈毅的友谊，要从1929年赣西南东固山说起。 红四军转战到这儿，与当地红二团、红四团会师之前，陈毅就听人说“赣西南有个曾山”。真正见面时，他上前笑着说“久仰大名”，当面夸工作做得细致；曾山有些不好意思，只说“都是该做的”。 两人后来常在战地会合，谈局势也谈家常，成了可以摊开说真话的朋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进入全面抗战。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改为第八路军和新四军。曾山进入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是新四军最早的创办者之一。 会上跟大家一起琢磨部队编制、人事安排；会后又跑湘赣边、赣粤边等游击区，宣传党的政策，指导各路红军游击队改编，把一支支零散的小部队拢成有统一番号和纪律的队伍。 那段时间，他兼任东南分局组织部部长。 江西省委以及广东、湖南、湖北、安徽等地特委，在他的手里一块块补齐，党员从一千多发展到一万八千多。这个数字，是一张张党证、一回回支部会累出来的。 1943年起，他又挑起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财经担子。敌人封锁，根据地钱粮紧，他通过地下党在上海、香港筹集经费，换成军火、药品，再千方百计运回前线；同时组织情报处，盯国民党、日本、伪军的经济动向，创立华中银行，在根据地发行货币，统一财经秩序，让根据地在枪声里还能维持日常运转。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接着做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960年11月，他又被任命为内务部部长。 内务部管拥军优属、社会福利、机关人事、救灾抗灾，看上去没有硝烟，实际上牵着千家万户。 自然灾害袭来时，他经常不等文件齐备，就先赶到灾区，看看粮有没有，帐篷搭得怎么样，老人孩子是不是有人照应，再把这些实情一条条往中央报，不夸大，也不压下，让救灾既有速度也有秩序。 1969年，内务部被撤销，他又身患重病，只能住院治疗，人慢慢退到幕布后面。 等到1972年春天，谢富治去世，公安部一度“群龙无首”，名单上的名字被一遍遍掂量，总觉得少了那股能服众的劲，毛主席提出曾山接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