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六十，我们把婚姻活成了同一屋檐下的合租。 六年前那场如雷的鼾声是分水岭，两间卧室从此成了互不侵犯的边境。早晨六点的油条和七点的稀饭在餐桌交锋，他在阳台侍弄花草，我在厨房收纳琐碎，明明共处一室，却生生折腾出了“避峰出行”的礼貌。偶尔在一个屋里待久了，空气都显得局促，像两个还没混熟的陌生人。 餐桌上的沉默，全靠屏幕里的枪声和菜声来填补。 抗日神剧的喧嚣对照着短视频里的喧哗，唯一的互动是递过来的空碗。年轻时会为了一双臭袜子掀起战争，现在只会默默捡起，或者干脆选择性失明。这不是修养，这是对彼此的激情已经彻底撤资。当吵架都变成一种体力消耗，沉默就成了最省钱的维稳方式。 这种关系里，爱情是违禁词，协作是基本法。 工资卡、水电费、坏掉的灯泡和随时待命的梯子，共同构筑了生活最底层的安稳。路滑时的一次下意识搀扶，竟让两个过了大半辈子的人同时尴尬弹开，那感觉像是在路边撞到了生人。与其说对方是爱人，不如说是个会喘气的家具，平常用不上，搬走屋会塌。 中年以后的真相，从来不是什么相互滋润，而是彼此放生。 我们不再追求那种心跳过载的共振，只求在深夜生病时，隔壁那个房间能传来哪怕是不耐烦的一声回应。这种“左手摸右手”的虚无，是婚姻进化到最后最体面的终点：不谈情，不谈爱，只谈在步入终点之前，谁能给谁搭把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