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审讯，只要一提到这个词，大家的脑海里可能立刻会浮现出公堂之上，惊堂木一拍，衙役们如狼似虎地拖上夹棍、拶指的画面。“酷刑逼供”，“屈打成招”，似乎成了古代司法的代名词。 实际上，这种印象虽然不无根据，但它仅仅描绘了历史的一个侧面。如果我们以更深入、更持平的眼光去审视，就会发现中国古代长达两千多年的审讯史，远非“滥用酷刑”四个字可以完全概括。 要理解古代审讯为何与“刑讯”二字紧密相连，我们必须先回到那个时代的司法逻辑的本质。 当时的司法实践中有两个根深蒂固的原则，一个是“有罪推定”。 简单来说，如果你被官府告发，在律法上就已经被假定为有罪之人，与现在的讲究的“疑罪从无”正好相反，需要你自己去证明清白。 在这种情况下，主审官很容易就会陷入到先入为主的误区，对嫌疑人所有的辩解都视为狡辩。一旦主审官认定了自己的观念，就会越来越愤怒，最终情绪失控，利用酷刑“证实”自己的判断正确。 另一个是“罪从供定”。在中国古代的证据体系里，被告人的口供绝对称得上“证据之王”。 在《大清律例》中就有这样的规定，“断罪必取输服供词”。 什么意思呢？只要被告人自己不画押认罪，无论旁证、物证多么充分，都无法定罪。这种制度设计的初衷，可能是为了防止仅凭间接证据出现错判，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事与愿违，这种定罪方法不仅没能辅助正义，反而成了悬在审判官头顶的一把刀剑。 为啥？因为古代官员也有任务，“限期断狱”就是其中一项重要考核要求。破案率低的影响有多大？甚至事关官员的升迁。所以，当一些主审官遇到那些证据丰富，但嘴硬不肯认罪的人，绝对是恨之入骨。 虽然有相关规定，但迫于压力，尽快结案成了重中之重，刑讯就成了常用的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看，刑讯不仅是因为古代的官员“坏”，更是古代不完善的制度导致的结果。 各个朝代为了保护弱势群体，律法中做出了很多相关规定，例如汉代就规定了老幼、孕妇、残疾等群体不得用刑。 虽然这个规定的初衷也是出于好意，但根本问题没解决啊，官员还是担心自己的破案率。虽然直接用刑不行了，但他们还有很多手段，“测罚”和“测立”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运而生了。 所谓的“测罚”，指的是不给犯人饭吃，或者只给少量的稀饭吃。虽然不是用刑，但对犯人的折磨程度却一点也不低。 而“测立”就更好理解了，说白了就是罚站，长时间的罚站，而且还是在杖刑或者鞭刑之后开展，稍微乱动免不了又是一顿打。这些招数用在犯人身上，根本不需要用刑，还是能达到用刑的目的。 直到唐代，这种情况才逐渐好转。唐代对主审官员进行了详细的限制，只要谁敢擅自律法之外的刑罚手段，被发现以后就要受“笞三十”的处罚，极大的震慑了滥用私刑。 在唐律中，也沿用了之前朝代的一些规定，并且更加体贴。例如不适用刑讯的犯人，在唐代提升到八类人，就是所谓的“八议”，其中包括了老、幼、孕、残等，体现出律法不外乎人情。 唐代开了一个好头儿，宋代在唐代的基础上继续改进，规定刑讯致囚犯十日内死亡的，官员要承担刑事责任。 有意思的是，清代在这方面的规定最完善，也最全面，无论是创造性地建立了“用刑印簿”制度，还是对非法刑讯致死的官员更严厉，甚至可能处以死刑，都展现出清代的巨大进步。 但遗憾的是，清代的刑讯制度属于“中看不中用”，规定的相当完善，实际上却出了很多冤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就是其中一个经典案例。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震惊朝野，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此案中，从县令到巡抚，各级官员在“官官相护”的潜规则下，无视证据疑点，对杨乃武和小白菜轮番使用重刑，硬生生制造了一起惊天大冤案。 打脸啊，实在是太打脸了！ 这个案子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清代看似严密的刑讯规范制度上。 此案的背后，揭露的是一个清代存在的根本性的矛盾：当司法权与行政权高度合一，缺乏外部有效监督时，任何内部的程序性限制都可能形同虚设。 从这一点来看，很多时候未必是时代推移，就越进步。例如在三国时期的东吴，就有这样一个案例，引人深思，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当时有一个女子杀夫后纵火伪造现场，地方官张举通过烧死猪和活猪做对比实验，发现死后被烧的猪嘴里无灰，而活活烧死的猪嘴里有灰，从而戳破了女人的谎言，将真凶捉拿归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无独有偶，在南北朝时期也有准确断案的经典案例。当时有两家争牛，各执一词，都说是自己家的牛，一时间陷入了僵持。县令下令直接将牛放开，结果牛径直跑回原主人家中，案件迎刃而解。 这些生动的案例说明了什么？古代的司法官并非都是只会用刑的“莽夫”，这是古人智慧的体现。结果，这些好的方面在清代并未得到延续和发展，反而出现了截然相反的剧烈反差，一方面是完善的制度，一方面是震惊朝野的冤案。 这种情况看似很“割裂”，却实际上却有迹可循，大清律法被搁置一旁了，成了摆设，这也是晚清孱弱的一个原因，实在是积重难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