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继海：健力宝青年队最终的22人名单中，并没有我的名字。刚得知这个消息时，我整个人都懵了，大脑一片空白，毫无知觉，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那一刻，简直觉得天塌下来了。 人在期望值不高、没有过多奢望时，生活往往平静安宁，因为目标触手可及。报名参加健力宝选拔前，我对未来没有过多畅想，虽一直自信，但目标并不明确，每天只是重复训练、比赛，生活简单而平静。 那时我在物产青年队，最大的愿望就是进入市队，以我的实力，这个目标并非遥不可及。但进入市队之后呢？我从未深入思考。健力宝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我开始憧憬未来，一个光明灿烂的未来。 当时我已隐约感觉到，自己的球技陷入了瓶颈，而国内的环境难以给我更大的提升空间。只有巴西——那个传奇的足球王国，才能让我的技艺突飞猛进。我更清楚这支少年队的意义：五年后，他们将成为国奥队，冲击2000年奥运会；2001年，他们将扛起国家队的重任，向2002年世界杯发起冲击。 每每想到这样的前景，我都热血沸腾。对一名足球运动员而言，这是百年难遇的机遇，是平时连想都不敢想的梦想。可就是这样一个近在咫尺的机会，最终却与我擦肩而过。 我实在想不通，不明白自己为何落选。论实力，我绝不逊于任何人；论训练态度，我从小就格外自觉，父亲常教育我“本事是练出来的”。在北京、梧州的集训中，我付出了多少努力，自己心里最清楚，教练和队友也都看在眼里。那时我年纪小，凡事爱钻牛角尖，一整天都在琢磨这件事，想得头疼欲裂，依旧毫无头绪。 晚上，父亲从外面回来，脸色铁青，一进屋就对着母亲嚷嚷：“骨龄！说咱们继海骨龄超了一个月，这叫什么事！”我在一旁听着，瞬间蔫了下来，眼眶泛起湿润。我强忍着泪水对母亲说：“妈，我困了，想早点睡。”说完便走进里屋，一头钻进被子，眼泪再也忍不住，哗哗往下流。 我一边哭，一边听见父亲在屋外发脾气：“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什么骨龄超一个月就把人刷下来？这不是毁孩子前途吗？我一定要找个说理的地方！”父亲平时脾气极好，待人谦让，从我记事起，就没见过他与人红脸，这一次，他是真的急了。 从第二天起，家里的电话就没断过。到了晚上，陆续有许多叔叔、伯伯登门，有的询问情况，有的为我打抱不平，更多的是为我出谋划策。他们都劝父亲向中国足协上书反映情况，看看是否还有挽回的余地：“继海是个好苗子，不能就这么毁了，这也是为了国家啊！” 1993年3月的一个晚上（具体日期已记不清），大连足球俱乐部的王克民主任兴冲冲地赶到我家，一进门就乐呵呵地说：“好消息！继海，天大的好消息！”我父母连忙迎上去，急切地问：“老王，什么好消息？”王主任却卖起了关子，坐在沙发上一个劲地冲我笑。 我心里急得不行，却不好意思插嘴——家里向来有规矩，大人说话，小孩不能随便打断，只能在一旁干着急。见逗得差不多了，王克民主任才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看看！我就说嘛，咱们继海的实力摆在那儿！中国足协来通知了，让你带继海去北京复查骨龄！” 父亲立刻抢过纸条仔细阅读，脸上瞬间露出笑容。笼罩在我家多日的阴云，终于一扫而空。后来我才听说，朱广沪指导看到22人名单后直言：“健力宝的后防线不能没有孙继海。”还听说中国足协的几位领导也关注了此事。这些虽只是传闻，但心里终究多了几分安慰。 三月的北方依旧寒冷，所谓“春寒料峭”，正是如此。我和父亲简单收拾了行李，便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抵达北京后，我们找了一家廉价的小旅馆住下，顾不上梳洗，就匆匆赶往中国足协。那时的足协十分简陋，与体委其他部门挤在同一个大院里。足协的工作人员问明来意后，让我们在办公室稍作等候。 过了一会儿，一位看似领导的人走了进来，工作人员介绍道：“这是中国足协副主席许放同志。”我们又激动又感动，还有些惴惴不安。许放同志大概看出了我的局促，打趣道：“怎么样，哭鼻子了吧？我早就认识你，好几次都是苗苗杯的冠军嘛！”我不好意思地嘿嘿笑了起来。 随后，许放同志正色对父亲说：“老孙，你们的情况我都知道了，足协领导也很关心。这次去巴西，我们绝不会漏掉任何一棵好苗子，这关系到中国足球的未来啊！”说完，他站起身来：“不闲聊了，走，现在就去复查。” 无论事情最终结果如何，许放同志的话语和态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在困境中，有时需要的只是几句鼓励，或是一个安慰的眼神。 我之所以重提这件事，是因为后来走上职业化道路后，许多事情都与我的性格有关，有些甚至直接导致我被停赛，比如推挤裁判、与上海申花队外援兰柯维奇发生冲突等。我并非要为这些行为辩解，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愈发明白冷静与涵养对一名球员、对比赛的重要性。 但我仍想说，求胜欲对球员、对球队而言，至关重要。大连实德队之所以能在国内赛场所向披靡，或许就与我们东北人这种不服输、争胜负的性格息息相关。——2005年1月22日，新浪体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