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体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今天是他70岁生日！ 他这一路走过来，可没少跟“烧钱又费脑”的科研死磕。1978年，他还是个刚进中物院读研的毛头小伙，实验室里连台像样的托卡马克装置都没有，就靠几台二手示波器和手算的磁流体方程熬通宵。那时候，研究等离子体的同行都调侃这行是“用黄金堆出来的数据”，因为维持高温电离态的能耗高得吓人，可他偏认准了——可控核聚变要是能成，中国能源的“紧箍咒”就能解。 80年代末，他去德国马普等离子体所做访问学者，正赶上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启动。国外团队用的都是液氦冷却的超导磁体，设备精密得像瑞士手表，他却盯着实验室角落里一台苏联淘汰的T-7托卡马克直嘬牙花子。 同事劝他“别折腾老古董”，他倒好，带着两个师弟把那堆铁疙瘩拆了重装，硬是改出个能测边缘等离子体波动的装置。有回真空室突然失压，高温等离子体“噗”地一下喷出来，烧穿了三层防护板，他蹲在满是金属熔渣的地板上扒拉半天，愣是从一堆废铜烂铁里捡回了还能用的磁场探头。 回国后，他牵头搞的“东方超环”（EAST）项目，遇到的坎儿更邪乎。2008年冬天，超导磁体降温到零下269℃时突然短路，整个装置像个被掐住喉咙的病人，真空度哗哗往下掉。 团队有人提议“先停机检修”，他却裹着军大衣守在现场，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数据看了三天三夜。后来才发现是绝缘层里的微小气泡在低温下膨胀，刺破了超导带材——就这么个指甲盖大小的缺陷，让他带着工人把几百米长的超导带一根根剥开检查，手指冻得握不住螺丝刀，就用嘴哈气暖一暖接着干。 这些年，他带过的博士生里，有一半去了聚变工程一线。有个学生记得清楚，2017年EAST实现101.2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模运行时，导师躲在监控室角落啃冷馒头，问他“激动啥”，学生说“终于摸到‘人造太阳’的边儿了”，他却摆摆手：“这才到山脚呢，ITER建完还得二十年，你们得做好跑马拉松的准备。”如今70岁了，他办公室的书架上还摆着1985年的实验笔记，纸页黄得像烟叶，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当年算错的公式和修正批注——那是他跟等离子体“较劲”的第一手证据。 有人说他是“苦行僧”，一辈子围着反应堆转，连退休手续都没顾上办。可你看他去年在国际聚变能大会上发言，讲到“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CFETR）”的设计进度时，眼睛亮得像反应堆里的等离子体——那种能把氢原子核揉在一起释放能量的光，他追了整整四十年。从青丝到白发，从手摇计算机到量子计算模拟，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那股子“非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轴劲儿。 现在年轻人爱说“躺平”，可看看这位院士的70岁——实验室里还有他调试设备的背影，论文稿纸上还有他修改的公式，连生日蛋糕都是团队凑钱买的，奶油上画着个简笔画的托卡马克。他没立过什么惊天动地的flag，就认一个理：科学这东西，得有人把冷板凳坐热，把“未来时”焐成“进行时”。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