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最后一任掌门人叶秀峰，最戏剧性的遭遇莫过于1949年那场人尽皆知的“太平轮”海难。然而，比起2700根金条随儿子沉入大海的狗血桥段，这位江苏扬州江都出身的大特务，其前半生的发家史与在特务圈的“黑历史”，才是真正值得深挖的局内人谈资。 叶秀峰不是徐恩曾那样的草包外戚，他毕业于北洋大学矿冶系，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硕士，与陈立夫是正儿八经的同窗挚友。 1926年，在陈立夫的提携下，这位留美高材生正式踏入政坛，先是在北伐军总司令部任机要秘书，随后直接空降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也就是中统最前身的实际操盘手。 然而，看似前途无量的他，在权力面前却被时任同僚的徐恩曾狠狠摆了一道。这个后来执掌中统十五年的“徐老板”，利用叶秀峰与陈立夫的嫌隙，不断从中挑拨，愣是把他逼得愤然辞职，远走西康建省。 叶秀峰的“忍功”极好。 他在西康省建设厅长的位子上如坐针毡，与当地军阀刘文辉势如水火，却始终维持着局面和平衡。 1945年，当蒋介石终于下定决心，用一通手令将无能的徐恩曾踹下马时，蛰伏多年的叶秀峰才终于以副局长的身份杀回中统，随即扶正成为中统实际上的最后一任局长。 他接手时，中统早已被徐恩曾经营得水泼不进。当时的局内人士都知道，这个“海归”局长虽是“CC系”的嫡系，但中统十之八九都是陈立夫和徐恩曾的私人，加之朱家骅系的渗透，他这个“一把手”指挥起来并不灵光。 更让那些老资格特务们看不起的是，这位局长大人性格狭隘，特别是在钱财上锱铢必较。 为了撕掉“光杆司令”的标签，叶秀峰展现出了特务头子独有的狠辣与心机。 他上台的第一件事，便是清洗徐恩曾余党。他迅速将原主任秘书王思诚外调，把自己安插的心腹王述先扶上主任秘书的宝座。紧接着，他竟胆大包天地在中统内部增设了一个“第四处”和“警察室”。这个“警察室”的设立，在内部人员看来，简直就是一场针对“自家人”的恐怖统治。他让亲信王保出任主任，专门秘密监视中统内部所有人员的言行举止，谁要是对局长稍有不满或思想动摇，立马就会被列入监控名单。因此，下属们在背后都戏称这个部门为“特务的特务”，可见叶秀峰对于权力的控制欲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在贯彻蒋介石的独裁意志方面，叶秀峰比其前任更加心狠手辣，手上沾满了鲜血。 在短短几年任期内，他不仅一手炮制了“高秉坊贪污案”来打击政敌，更是直接参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血案”。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叶秀峰在陈立夫的授意下，指使特务冲入会场，对郭沫若、李公朴等主席团成员大打出手，致多人受伤，彻底撕下了国民党“和平建国”的伪装。 而在镇压进步文化方面，他的嗅觉同样灵敏。 1947年，当他看到《文萃》杂志上赫然刊登着“招寻银老太太”这种暗号式的联系小广告时，便像猎犬一样嗅到了腥味，随即展开大搜捕，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上海《文萃》三烈士被害案。 甚至在1949年国民党大厦将倾之际，他依然不忘表功，专门给蒋介石呈上报告，吹嘘自己破获了中共上海保险地下党组织，妄图在最后关头多捞一点政治资本。 然而，再高明的权术算计，终究敌不过历史的洪流。 1949年，随着国民党政权分崩离析，这位中统掌门人的末日也随之降临。由于他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属特任级官员，不愿屈就降格后的“简任级”内政部调查局局长，结果在1949年5月改组后，他竟沦为了一个挂名的“党通局局长”闲职，被彻底踢出了特务指挥核心。 心灰意冷的他，只好收拾金银细软，灰溜溜地准备逃往台湾。 讽刺的是，真正击垮叶秀峰心理防线的，并非失去的权力，而是一场让他在圈内沦为笑柄的灭顶之灾。1949年1月，眼见局势已不可挽回，贪婪至极的叶秀峰把毕生搜刮的民脂民膏，共计2700多根金条，全部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命其搭乘“太平轮”先行前往台湾占位。 谁知这艘客轮由于严重超载且夜航未开航行灯，在舟山海域与货轮相撞沉没。消息传回，叶秀峰顿时如遭雷击，两眼一黑晕死过去。他辛辛苦苦几十年，不惜背上“贪婪无度”、“气量狭窄”的骂名攒下的金山银山，连同自己的亲骨肉，就这样在冰冷的大海里化为乌有。 这件事在败退的国民党高官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大家都把他当成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讽刺他“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此后，叶秀峰虽然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于台北圆山参与组建了整合军统中统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试图继续为蒋家王朝招魂，但这时的他已经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摆设。 晚年的他彻底淡出特务圈，在台湾创办“海外世界新闻社”，挂名中国广播公司监察人，偶尔出席一些无关痛痒的联合国科学技术研讨会，试图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德高望重的新闻界前辈。 但圈内的老人心里都清楚，这个干瘦的老头早已没了当年的威风。 1990年2月8日，叶秀峰在台北病逝，终年九十岁。他逃过了人民的审判，却没能逃过命运在1949年那个寒冷冬夜给他安排的最残酷的因果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