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日本鬼子听说了山西第一美女“盖山西”侯冬娥的名号，于是带人包围了她的村子，找到村长，逼迫村长交人，否则就要杀光村子里的所有人。村长假装找了一圈，回来后谎称侯冬娥走亲戚去了。 1942年的太行山脉，秋霜比往年更早地染白了盂县黄草梁的沟壑。 高庄村的土窑洞在晨雾里蜷缩着，侯冬娥蹲在院坝里搓洗衣裳，棒槌起落间，水花溅湿了她挽起的蓝布袖口。 这个被十里八乡称作盖山西的女人，眉眼像浸了水的墨玉，即便粗布衣衫也掩不住那股子清丽。 她刚喂完炕上嗷嗷待哺的两个月大女婴，眼下泛着淡淡的青影。 而丈夫李双喜三年前跟着队伍走了，音讯全无。 只剩下她独自一人支撑着这个家，伺候着瞎眼的婆婆和年迈的公公。 正午的日头刚偏西，村口突然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咆哮。 村长张伯喘着粗气冲进院子时，侯冬娥正往晾衣绳上搭衣服。 “冬娥！快躲起来！”老人的脸白得像纸，“鬼子听说你了，正往这边来，扬言不交人就屠村！” 侯冬娥的手猛地一颤，竹竿上的湿衣裳啪嗒掉在地上。 她望向村口，尘土飞扬中，钢盔和刺刀的反光已经刺破了晨雾。 她没有时间犹豫，转身抱起孩子塞给婆婆，一头钻进了院角堆着柴火的地窖。 黑暗里，能听见头顶沉重的脚步声和日语的呵斥，孩子的哭声被她死死捂在胸口，直到窒息般地安静下来。 鬼子没找到人，却抓住了村长的独生女。 十五岁的姑娘被按在碾盘上时，凄厉的哭喊声撕裂了村庄的寂静。 侯冬娥在地窖的缝隙里看见村长颤抖着指向她家的方向，那一刻，她用牙齿咬破了嘴唇。 再次见到阳光时，冰冷的刺刀架在了她脖子上。 她被反绑着双手押往进圭村据点，路过村口老槐树时，看见乡亲们低着头不敢正视她的眼睛。 从此，炮楼里的日子成了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 伊藤队长第一个撕碎了她的衣衫，随后是成群结队的日本兵。 她被关在昏暗的土屋里，墙上糊着旧报纸，地上铺着发霉的稻草。 每当夜幕降临，门外的皮靴声就准时响起。 一晚上最多时有五十多个士兵进出这间屋子。 她开始发高烧，下体不断流血，瘦得脱了形，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四十多天后，鬼子用箩筐把她抬回了高庄村口。 她像一具破布娃娃般瘫在筐里，头发粘在汗湿的脸上，眼睛空洞地望着天空。 回到家时，两个月大的女儿已经僵在炕上。 瞎眼婆婆摸索着照顾了十天，终究没能喂活一口奶。 婆婆枯瘦的手摸着她冰凉的脸，两行浊泪流过沟壑般的皱纹。 本以为熬到头了，汉奸郭孟娃却向鬼子告密说她身体好转。 三个月后，她再次被拖进那个地狱。 这次家人凑了一百五十块大洋才把她赎回来，在最绝望的深夜里，她竟发现自己怀孕了！ 为了不让这个孽种成为终身的耻辱，她开始疯狂地挑水、搬石头，直到下腹一阵剧痛，鲜血浸透了裤腿。 她失去了做母亲的能力，也失去了公公婆婆，老两口在屈辱和病痛中相继离世。 1945年秋天，李双喜终于回来了。 他穿着整齐的军装站在院子里，目光扫过她憔悴的面容和空荡荡的灶房。 当晚，他牵走了十二岁的儿子，临走时撂下一句话：“我受不了别人戳脊梁骨。” 而侯冬娥独自坐在冰冷的炕上，听着远去的脚步声消失在夜色里。 后来的年月里，她又嫁过两次。 第二任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待她尚可，却在文革前夕病逝。 第三任丈夫相貌平平，却愿意与她搭伙过日子。 九十年代初，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相继中风，歪在破窑洞的土炕上动弹不得。 侯冬娥用还能活动的右手，颤抖着在一份申诉书上按下了手印。 那份联名信通过大使馆递到了东京，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 1994年春，山西盂县高庄村的桃花开得格外早。 侯冬娥躺在漏风的窑洞里，听见窗外有孩童唱着新学的歌谣。 她浑浊的眼睛望着房梁，那里还留着当年被日军拖拽时抓出的木屑。 直到呼吸停止，她也没等到那句跨越半个世纪的道歉。 村口的黄土埋葬了她，也埋葬了无数个像她一样的女人。 她们曾被当作盾牌挡在枪口前，又被当作污点钉在历史的暗处。 可唯有太行山的石头记得，那些被踩进泥里的花朵，也曾那样热烈地绽放过。 主要信源：（新浪·财经头条——她是山西第一美女,曾被50个日本兵糟蹋,晚年才吐露为何没有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