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朱凡被俘，日军见寻常酷刑没用，就把她带到湖边，将她的双腿分别绑在两艘汽艇上，随后威胁道："你说不说？不说就让你好看！"

朱凡没有答话，只是直视着面前这个日军军官。她身上被鞭子和烙铁折腾出的伤口还没结痂，腿上中弹的地方也没处理过，站都站不稳，但眼神没有乱。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被日伪军悬赏通缉的女区委书记，两年前还是上海一个布商家的女儿，原名陆慧卿，在务本女中上学，学英文，弹钢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上海时，陆慧卿正读初中。学校里同学们开始组织募捐，她跟着去了，跑了几条街，嗓子喊哑了，募来的钱用饼干盒装着。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日军炮击闸北，住在附近的居民连夜往外逃。陆慧卿那时候已经会省下自己的早饭钱，攒起来交给组织。

1935年一二九运动浪潮蔓延到上海，她作为高中生站在请愿队伍里，第一次认真想过一件事：国民政府真的能救这个国家吗。

1937年八一三事变，上海正式成了战场。陆慧卿没跟家里人一起疏散，而是留下来去了清凉寺难民收容所，后来又到女青年会的战时儿童教养所帮忙。

难民所里每天都进来新的人，有被炸伤的，有走散的孩子，有老人在角落坐着发呆。她就在这里一直待着，同时在中共外围组织雪影社里开夜校，教街区里贫困孩子识字。

就在这段时间，陆慧卿改了名字，叫朱凡。她自己解释过："朱是红色，凡是平凡。我要做红色队伍里的普通一员。"

1939年秋天，刚满二十岁的朱凡正式告别父母，奔赴苏常太抗日游击区，加入江南抗日义勇军。组织上考虑到她是上海人，安排她以陆家市小学校长身份作掩护，白天教书，给学生讲抗日道理，晚上带大家唱歌。

1940年朱凡正式入党，1941年初升任横沔区委书记，五月又调任辛莫区委书记兼区政府秘书。

苏常太一带河道密集，新四军和日伪军在这片水网里周旋。日军吃亏多了，开始针对外来干部，因为口音一开口就露馅。

上级让非本地的同志先撤，朱凡死活不肯走，她说口音可以学，工作不能停。

朱凡真的去学了。每天晚上收工后，坐到老乡家里听人说话，跟着一句一句念，碰上拿不准的词就反复问。几个月下来，常熟话练得像模像样，连本地人都听不出破绽。

之后她换上农妇的衣裳，挑担子，把文件藏在里头，就这么一次次过了日军的岗哨。

日军多次想拿住朱凡，每次都被乡亲们提前通了风，或者被朱凡自己躲过去。悬赏的告示贴了一张又一张，朱凡还在各个村子里串联，布置反清乡的具体工作。

1941年7月，日伪军大规模清乡，上级再次要求外地干部撤离。朱凡又留了下来。那天接到消息，说要在常熟辛庄附近清水浜的一处尼姑庵开会，商量对策。

结果消息事先泄露，汉奸带着日军在庵外提早埋好了伏。干部们刚到，枪声响了。朱凡拿枪掩护同志撤退，腿上中弹，没能跑掉，就这样被日军抓住。

审讯开始，日军先是开条件，高官厚禄随便开价，朱凡不搭理。然后是鞭子、烙铁、老虎凳、辣椒水，一样一样上，朱凡一个字都没漏，一个同志都没交代。

敌人最后把朱凡拖到昆承湖边，用粗绳绑住双腿，绳子另一头拴在两艘汽艇上。军官最后问了一遍招不招，朱凡把一口血沫啐在他脸上。

那年朱凡二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