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谢觉哉收烈士遗孀寄照，随即请教毛主席：您是否了解丛德滋的事迹？
1942年4月19日凌晨，兰州监狱的走廊被风吹得吱呀直响。铁门打开前，丛德滋只说了一句：“请代我向同志们问好。”一句话，几秒钟，随后是枪声与沉默。年仅三十二岁的东北青年，从此定格在那条昏暗的走廊里。
时间快进到1951年初夏，谢觉哉正在政务院忙文件，一封加盖“甘肃兰州”邮戳的平信被放到桌上。拆开，一张旧照片滑出：两个瘦小的孩子，站在土墙前，裤脚都打着补丁。照片背面留着苍劲的字——“亡夫丛德滋遗孤敬上”。谢觉哉盯了好一会儿，抬头对警卫轻声嘀咕：“得去问问主席，他记不记得这个人。”
几天后，中南海小型办公会上，谢觉哉把照片递到毛主席手里。“您知道丛德滋吗？”他压低声音。毛主席扶了扶眼镜，想了半分钟：“西安事变时，《解放日报》的那位么？那几年，我听过他的名字。”短短对话，埋下了落实优抚政策的伏笔。

丛德滋1910年生在辽宁凤城。家里穷，书桌是一条长凳，他就着油灯照明，把废旧纸张裁成小册子抄课文。师范毕业那年正碰上“九一八”，日军炮火轰塌沈阳街道，也彻底轰开了他心里的闸门。有人选择南下逃难，他却跟同学说：“不回去就等于认输。”
1932年，他考入东北大学史地系。学校被迫迁到北平，他随校南下，沿途写下多首短诗，几十字，却句句带血。北平的咖啡馆里，流亡学生常围坐开会，推门进去能看见丛德滋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救国要先救民心”。有意思的是，国民党特务也混在人堆里抄笔记，可一时还真抓不住他。

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让这个年轻人迎来舞台。张学良决定“逼蒋抗日”，宣传口还得有人掌舵，《解放日报》由他负责。纸张紧缺，他把铅字反复拆拼，用“民族大义”四个字贯穿头版。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报纸停刊前夕销量却冲到三万份，创下当地纪录。不得不说，文字的力量有时比枪更快。
事变和平解决后，东北军被分散，丛德滋转赴兰州。表面身份是《民众通讯社》记者，实际任务包括搜集情报、营救西路军失散战士。兰州那几年，他用电台把八路军在平型关的捷报发往西北各城；也用油印机翻译苏联红军战报，偷偷塞进邮袋。1940年底，甘肃反共气氛陡然升级，延安来电要他撤退，他却回了一句“再等等，还差最后一批材料”。

1941年春节前夕，叛徒指认。他被捕时身上只有一把铅笔、一册《国际歌》乐谱。审讯室的灯泡晃得人睁不开眼，他却始终一句话：“我只是记者。”酷刑持续了七十小时，档案里记录“未供出任何组织线索”。次年四月，刑场的那声枪响，为他的三十二年生涯画上句号。
妻子王竹青拖着两个男孩被驱逐到陕北，靠纺线维生。1946年，为了活下去，她改嫁一名农民。新中国成立后，母子三人又回到兰州，以临时工身份维持生活。照片寄出前，两个孩子已经十岁和八岁，从没进过正规课堂。
谢觉哉把情况写成简短呈报：一、两名遗孤申请公费入学；二、迁葬烈士遗骨；三、对遗孀安排合适工作。毛主席批示：“按烈士待遇照办。”文件层层下达，年底，丛家兄弟被送进兰州市第一小学，学费全免、伙食补贴；王竹青被安排到市妇联图书室管理档案，每月四十八元工资。第二年清明，烈士灵骨由老同学护送，安葬在兰州南郊烈士陵园。

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前后，全国类似的优抚案例超过两万件。丛德滋并非最著名的烈士，却在这些档案里留下独特印记：他既拿过刀，也舞过笔；既做公开记者，也做地下交通员。试想一下，如果那年迫于白色恐怖选择退出，还有后来记者战线上那串数字般的战绩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今天翻阅谢觉哉的日记，那张发黄的照片仍贴在1951年那页纸旁。两个孩子的补丁裤在岁月里已褪色，照片却仍能告诉后来者：有人倒在黑夜里，是为了让黑夜早点过去；有人在黎明时分看到希望，是因为前面有人没有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