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杨钦典接到上面严令，立刻杀掉白公馆的19名地下党。他正要动手时，一名地下党却对他说了一句话，让他改变了主意。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的顽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按照常理来看，当时的局势已定，国民党已经没必要再添血债。
但国民党反动派却顽固不化，在败逃之前仍然痛下杀手，给白公馆的顽敌下达最后的命令，处死狱中关押的地下党员。
彼时，杨钦典时任白公馆的警卫排长，接到命令时手底下负责看押的地下党员还有19名。可以说，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19名地下党员的性命，全在杨钦典的一念之间。
杨钦典虽然是敌人的警卫排长，也做过不少的错事，甚至参与过杀害杨虎城将军。但值得注意的是，杨钦典并非是一个天生的恶人，一步步走到当天的地步，也有许多的无奈。
杨钦典是河南人，家里都是贫农。他这样的身份，对底层的疾苦自然感受深刻，不愿意与欺压百姓的国民党为伍。但迫于生存的压力，为了混一口饭吃，杨钦典最终还是选择了投身旧军队。
只不过，杨钦典把事情想的实在太简单了，想捧国民党反动派这碗饭并不容易。既然端了人家的碗，就要听人家的话。而敌人办的事情，全都与人民为敌，这让杨钦典为了保住饭碗，犯下了不少的错误，越陷越深之下，竟然到了难以回头的地步。
如今，杨钦典又接到了这么一道足以让他万劫不复的命令，内心深处仅存的良知让他开始挣扎起来。
其实，杨钦典此前参与那些害人的行动时，就曾经因为这份良知而出现过犹豫。最常见的表现是，杨钦典在动手时吓得呆立当场，全身颤抖，因此经常被其他老牌特务骂他窝囊。尤其是在“小萝卜头”遇害的时候，他的良知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这种负罪感让他难以入眠。
杨钦典接到处决命令这一天，整座重庆歌乐山的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气味。原因很简单，重庆解放在即，国民党特务们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当晚不仅杨钦典接到了命令，而是全部特务都接到了撤离前“清扫”监狱的最后命令。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史称“1127大屠杀”彻底爆发，枪声和惨叫声不绝于耳，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倒在了血泊之中。
杨钦典当天负责值夜班，等他接到命令时，这场屠杀已经接近尾声。在大部分的囚犯都已被杀害的情况下，杨钦典需要对监狱里仅剩下的最后19名地下党员痛下杀手。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当时重庆马上要解放了，特务头子杨进兴自知处境不妙，率先带着人潜逃了。杨钦典被留下来执行任务，显然是被当成了“弃子”。
杨钦典被独自留下来时，已经能够听到远处隐约传来的枪声了，就像是在敲响他命运的丧钟。
但就在杨钦典要动手的时候，一名地下党员的话却让他如遭雷击，“把我们放了，给自己留条后路”。
这句话就像是一盏黑暗中的明灯，一下子让不知所措的杨钦典醒悟过来。是啊，
如果他现在动手杀了这19个人，完成国民党反动派留给他的最后“任务”，对他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这不过是为一张即将作废的“投名状”再添一笔血债。等到解放军来了，自己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看守，必然会被清算，下场可想而知。
当时候说话的人叫罗广斌，他是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也是当时被关押的19人中的核心人物。
罗广斌之所以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并非是赌运气的凭空一搏，而是基于长期观察和铺垫的精准一击。在漫长的牢狱生涯中，以罗广斌、陈然为代表的共产党员们，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丝争取生存和策反看守的机会。他们一直在观察杨钦典，发现了他与其他特务的不同之处。
他们利用一切机会与杨钦典交流，像拉家常一样，给他分析外面的时局变化，告诉他国民党为何腐败透顶，不得人心；也向他阐述共产党的主张，描绘一个穷人能当家作主的新世界。其中，陈然与杨钦典是河南同乡，这层“老乡”关系迅速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陈然的革命气节和深入浅出的道理，让他逐渐意识到，眼前这些所谓的“犯人”，并非青面獠牙的匪徒，而是一群有骨气、有理想、为了让更多穷苦人过上好日子而奋斗的人。
因此，当那个深夜，杨钦典下定了决心。但他没有粗暴地砸开锁或直接放人，那样动静太大，容易引来残余特务的注意。而是选择悄悄走过去，用钥匙打开了牢门，却又将门虚掩着。然后，他独自上楼，去侦查外部的岗哨是否已经全部撤离。
按照约定，他跺三下脚就是行动的信号。当楼上轻轻传来三声跺脚声时，19名幸存者知道，机会来了！
他们冲出牢房，在逃跑途中遭遇了从渣滓洞方向开来的特务车辆，并遭到射击。队伍被冲散了，情况不容乐观，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成功逃出生天，跑进了白公馆后方的山林里，迎来了重庆的解放。
而杨钦典，他没有跟着国民党残余势力逃跑，也没有选择隐姓埋名。重庆解放后，在罗广斌等人的劝说和担保下，他主动前往公安局自首，交代了自己的问题，也说明了自己在最后关头释放19名同志的立功行为。由于这一个至关重要的“立功表现”，他得到了人民的宽大处理，也给自己留了一条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