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一封用米汤写的密信，从南昌监狱辗转送到上海鲁迅手中。信上就两个字：救我。
鲁迅的回应，只有一句冷得像铁的话：“救不了，若公开营救，你会死得更快！”
写信的人，是方志敏。手腕脚踝全是镣铐磨出的血口子，他把稀饭省下来，用那点米汤当墨，蘸着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最后的希望。他是红十军团的魂，是蒋介石点名要劝降的硬骨头。敌人没立刻杀他，就是在等他点头。
这封信，就是一个火种。藏在鞋底，掖在衣缝，躲过一道道搜查，送到上海时，像一张什么都没写的废纸。
鲁迅的书桌上，灯光昏黄。他看到这张白纸，没多问一句，直接拿起碘酒。酒液刷过纸面，一行行字，像从另一个世界浮现出来。他一字一句地读，屋里死一般地寂静，只有窗外特务皮鞋走动的声音，不远不近，像催命的钟摆。
救？怎么救？
登报呼吁？上街请愿？只会让报纸多一则“共匪顽固不化，验明正身，就地枪决”的新闻。国民党的逻辑很简单，你越是闹，越证明这个人有价值，有联络，那就越留不得。任何公开的营救，都是在亲手把方志min推上刑场。
鲁迅把信纸放在烛火上，看着它慢慢变成灰烬。
他做了一个外人看来“见死不救”的决定。
他不救那个会死的人。他要救那些不会死的东西。
很快，一卷卷手稿开始从监狱里秘密流出。那是方志敏在生命最后时刻，用尽所有力气写下的文字。《可爱的中国》、《清贫》……每一个字，都是一个绝境里的人，对未来中国的想象。
鲁迅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带血的文字，藏好，送出去，印出来。他像一个最谨慎的走私者，运送的不是货物，而是一个人的灵魂和一个民族的未来。
1935年8月，南昌，枪响了。
方志敏死了。
但没过多久，在无数青年的手中，都多了一本滚烫的小册子。
所以，到底什么是“救”？是保住一具随时会熄灭的肉身，还是保住一团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