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川军军长郭汝栋追击红军，眼看快追上时，却突然停下埋锅造饭，老部下事后才知高明。
 
 
1934年的秋天，湘黔交界地带的崇山峻岭里，一支上万人的川军部队正拖着疲惫的身子在泥泞山道上艰难挪动。
 
 
这是川军第43军，奉蒋介石的命令一路追击正在转移的红军。
 
 
军长叫郭汝栋，四川铜梁人，那一年四十五岁。
 
 
部队已经急行军将近两个月，士兵们的口粮早就断了，很多人靠着啃树皮、挖野菜勉强撑着。
 
 
脚上的草鞋磨烂了，不少人光着脚走路，脚底板血肉模糊。
 
 
更让人揪心的是，这支队伍里连个像样的野战医院都没有，疟疾和伤寒在营养不良的士兵中间传开了，药品根本不够，每天都有士兵悄无声息地倒在路边。
 
 
就在这时候，侦察兵跑回来报告：红军主力就在前方不到二十里的地方，正在渡河。
 
 
参谋们激动得在地图上画好了包抄路线，围上来催促军长下令攻击。
 
 
士兵们也挣扎着站直了身子，等着冲锋的命令。
 
 
郭汝栋拿起望远镜朝远处望了望。他看到的红军队伍走得也不快，不是打不了仗，是因为队伍里有不少伤员，还要沿途照顾跟着走的百姓。
 
 
他又看了看自己手底下这些兵，一个个饿得两眼发花，走路都打晃。
 
 
他们手里攥着的枪多半是光绪年间的老套筒，子弹型号杂乱，开一枪都得心疼半天。
 
 
郭汝栋缓缓放下望远镜，转过身，下了一道让所有人都愣住的命令：全军原地休整，埋锅做饭。
 
 
副官和参谋急得直跺脚。这不是明摆着放走敌人吗？眼下正是攻击的好时机，红军正在做饭，没什么防备。
 
 
可郭汝栋只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他们做饭，咱们也做饭。吃饱了才有力气打仗。”
 
 
炊事兵支起行军锅，生火煮粥。
 
 
士兵们虽然满肚子疑惑，但饿了大半个月的身体闻着米汤的味道，本能地围了过去。
 
 
就在这时候，郭汝栋的堂弟郭汝瑚凑了过来。
 
 
郭汝瑚在部队里当无线电排长，压低了声音问：“军长，咱们天天喊追红军，这都快追上了，怎么不打？”
 
 
郭汝栋把他拉到一边，把话说透了：“我一没补给点，二没野战医院。打赢了，伤兵没地方安置；打输了，枪弹弹药没人给补充。我耗得起吗？”
 
 
郭汝瑚听了这话，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军长根本不想真打，就是走个过场给上头看。
 
 
蒋介石那边一封接一封的电报催得紧，字里行间全是“乘隙夹击”“勿失良机”这些话。
 
 
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蒋介石让川军去追红军，打的是一石二鸟的算盘——既消耗红军，也趁机削弱地方杂牌军的实力。
 
 
川军追红军追得越凶，自己死的人越多，蒋介石反而越高兴。
 
 
郭汝栋在川军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什么场面没见过。
 
 
他早年跟过刘存厚，后来又跟着杨森干，在军阀混战里一步步从排长熬到军长。
 
 
这些年他看透了，蒋介石给杂牌军的许诺多半是一纸空文，粮饷弹药大多停在电报里，真打起来什么补给都没有。
 
 
所以郭汝栋早就给自己定了个规矩：你不补充，我不消耗。追可以，但不能真打。
 
 
这种应付上头的方式，既保住了士兵的命，也保住了部队的实力。
 
 
那顿埋锅造饭后，郭汝栋带着队伍继续追着红二、六军团，从鄂西走到湘西，又从湘西追到贵州，一路上几乎没和红军真刀真枪地干过。
 
 
部队的损失降到了最低，实力保存得完完整整。
 
 
三年后，淞沪会战爆发，日本人打到了家门口。
 
 
郭汝栋这回没有半点含糊，主动请战，带着自己的四十三军二十六师开赴淞沪前线。
 
 
谁也没想到，这支平日里被看作杂牌的川军部队，打起日本人来完全换了一副模样。
 
 
全师在大场一线硬扛了七天七夜，四个团长死了两个，十四个营长伤亡了十三个，连排长加起来伤亡了两百五十多人。
 
 
等换防下来的时候，全师只剩不到六百人，几乎打光了。
 
 
郭汝栋的堂弟郭汝瑰，后来加入了共产党，成为我军的高级将领，他在回忆录中提到，堂兄郭汝栋虽然身在国民党阵营，但内心深处一直不愿意和红军为敌。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郭汝栋没有跟去，主动留在了大陆，1952年，他在成都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