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闸北宋公园国民党特务正在抢杀陈惕庐同志时的一幕，彼时的陈惕庐已经中枪倒地，但特务们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仍然对着陈惕庐的身体进行疯狂的补枪 。


5月12日，上海报纸把五个被枪决者的名字排出来。
陈惕庐、张达生、方志农、朱大同、王文宗。铅字很小，口气很硬，说的是前一日下午四时，闸北宋公园执行枪决。城还在国民党手里，解放军已经逼近上海。

5月11日到5月27日，中间只隔十六天。
对军队来说，这是推进到接管的距离；对被捕的人来说，这十六天隔不开刑场。时间差得不多，人的去留却完全不同。前一天还在处决，半个月后，许多机关的牌子就会换掉。普通读者看见的是死刑消息，特务机关要给城里人看的，是旧政权仍然能抓人、能开枪、能把名字印出来。

报纸没有写这些人的来路，也没有写他们各自担过的风险，只给了一个冷冰冰的罪名。

到了家属那里，这些铅字比判词更硬。

这一天要从报纸往前看。1949年3月下旬，陈惕庐和张达生等十多人先后被捕。被捕者连着一条在国民党内部活动的反蒋线。它平时不挂招牌，靠人和人之间的旧关系传话，靠职务和机关缝隙办事。上海、南京、镇江、无锡这些点被牵到一起，线一旦断开，后面的人会立刻失去消息。

国民党特务抓人时，抓的是人，也是那些还没完全浮出的联络。城外部队推进，城内暗线被咬住，两件事挤在同一个月里。

陈惕庐在这条线里很扎眼。他早年进过黄埔，后来参加过共产党活动，到过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也担任过河南省委书记。1932年被捕后，他公开脱党，转入国民党系统，在党务调查机关里任职。这个旧账很重。

到了1949年，他又因反蒋地下活动被国民党押出去杀。
一个人的来路拧成这样，任何一句轻飘飘的话都压不住。国民党知道他懂旧机关的门路，共产党方面也可能知道他能接上哪些人。上海尚未解放，夹在中间的人最容易被先清掉。他活着，就可能牵出旧机关里不愿露面的名字。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有自己的酝酿过程。1945年冬，它开始酝酿；1947年春，南京碑亭巷东方旅社里有人商谈建立。成员有国民党内部反蒋人士，也有其他民主力量。陈惕庐这样的身份，正适合在旧机关里走动。他没有站到街上发传单。他能接触的人，往往在机关里、关系里、熟人介绍里。这样的活动不响，却很容易被特务盯上。

一旦有一个联络点被控住，后面连着的熟人、住处、信件和出入路线都会变得危险。

1948年，孙盟把方向推到反蒋拥共。张达生多次过江，同新四军方面取得联系。江苏保安系统里有人把长江南岸的地形、水文、军事部署送向江北。

渡江之前，这些东西会变成路线、潮水和火力点。哪段水浅，哪处能靠岸，哪里有守军，哪边炮火密，都会牵动后来船只怎么走、部队怎么上岸。这里的每一次传递，都可能让一条船少撞一处险，也可能让一个联络人被盯上。枪决名单里出现张达生，正和这条过江联络有关。

国民党特务盯着的正是这种东西。街面上的口号可以撕掉，书店可以封，报纸可以管，可机关里有人把江防情况递出去，就不再是抓几个学生那么简单。文风书店后来被控制，相关联络点相继出事。

到5月，旧政权还想在上海守住面子，实际已经把枪口对准自己内部裂开的地方。它把这些人押到闸北宋公园，又把名字送上报纸版面，给还在观望的人看。

报纸第二天刊出，处决从一开始就公开给城里看。一座城还没交出去，枪声先落到纸面上。它要把五个名字送到街面上，让还在犹豫的人知道，城门没有打开前，旧机关仍然会按自己的办法收拾人。公开杀人，是旧机关临近失控时还要摆出的手段。

宋公园刑场上，陈惕庐倒下以后，行刑者还补枪。
美国记者福尔曼拍下过这组照片。照片只留下人被押到刑场、倒地、枪口再次靠近身体。补枪这个动作没有多余话，它要确认这个人不能再开口，不能再牵出人，不能再把旧机关里的暗线带到城破之后。

同一天被杀的四个人也在这条线上。
张达生牵着过江联络，方志农、朱大同、王文宗也卷在国民党内部地下工作里。五个人被一起处决，露出国民党当局的急。它要剪断一条线，也要让旁边的人看见线被剪断。

陈惕庐在狱中给妻子张淑媛留下遗书，说到“求仁得仁”。这几个字不能把过去洗干净，也不能被过去整个吞没。1932年的脱党和任职是一段伤口，1949年的地下工作又是另一段事实。两段事实碰在同一个人身上，刺得很。

上海很快解放，五人后来一度被追认为烈士。

陈惕庐的名字又因过去那段旧账被撤下。丈夫死在上海，儿子陈幼庐后来在抗美援朝战场牺牲。张淑媛手里原本有两份烈士证，丈夫那份后来被收走。

1975年，重新调查确认陈惕庐当时接受并执行地下工作任务，被国民党杀害。

纸上能改，死亡不能重来。
闸北宋公园那块地上，五个人倒下，枪口停住，上海离换手更近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