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2岁女知青刘琦返城无望，嫁给一位农民。新婚之夜，她对丈夫说：“你对我好，我决定扎根农村。”不料，18年后她狠心抛下3个孩子喝农药，并悔恨地说道：“嫁给他是我这辈子的错。”

1977年，32岁的刘琦彻底放弃了返城的希望，嫁给村里的刘三海，随后开始了一段让她悔恨终生的婚姻生活。

1965年，20岁的刘琦带着对“上山下乡”政策的热情从城市来到叫红柳圪旦的小村庄。

初次踏进村子，眼前的景象让她震惊：狭窄的泥巴路、破旧的茅草屋、贫瘠的田地，以及村民们朴实中透着艰难的生活气息。

这一切和城市的世界俨然是两个模样，但刘琦还是相信只要熬过这一阵，总会回到家乡。

第一天上田地，她手上便磨出了血泡，粗重的体力活让她精疲力尽。晚上躺在那张吱吱作响的木板床上，她辗转难眠，不停告诉自己要坚持，因为早晚有一天她会回到熟悉的生活。

这念头让她熬过了最初的几个月，后来她一次次去村头广播室，她盼着听到自己的名字，盼着回城的机会，但批次名单一次次公布，偏偏没有她的份。

眼看着和自己一同下乡的朋友陆续离开，刘琦的恐慌与焦虑也在逐渐蔓延，尤其是当她收到家里的一封信，明确告诉她家庭成分问题让她根本没有返城希望时，她站在广播室门口，眼泪顺着脸颊止不住地往下掉。

日子在绝望中一天天过去，刘琦满心疲惫，她渐渐放弃与希望抗争，不再频繁去广播室，也不再提回城的事。

与此同时，村里的青年刘三海总是主动帮她，开始她心存感激，但从未往更多的方向考虑。直到村里的老人劝她，与其每天这样熬着，不如趁早找个人成个家。

这些话听得多了，她动摇了，有一天刘三海上门，明确表示想和她过日子，她沉默良久，点了头。

婚礼不算隆重，但村里人热心地帮忙张罗，有鸡杀鸡，有酒端酒，场面热闹得让她一时间忘记了曾经所有的不甘与痛苦。

刘三海这一天显得格外高兴，婚后头几年，尽管劳动依然繁重，但两人分工合作，日子算过得去，刘琦也渐渐适应了这段婚姻，认为大概自己这一生就是如此了。

过了不久，她怀上了第一个孩子，但当女儿出生时，刘三海看到孩子是女孩，一瞬间便冷了脸。从那天起，他对孩子表现得极其冷淡，常常借口忙碌，对家庭事务漠不关心。

随后，第二个孩子也相继出生，刘三海觉得这次必须是个男孩，然而，当另一个女孩诞生时，他当场离开了产房，跑到外面抽了好几支烟，回到家中便开始埋怨刘琦“不中用”。

从那以后，刘三海对刘琦的态度愈发冷漠，他甚至从亲戚家抱来了一个小男孩，说是帮亲戚照顾，但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他是为了弥补没有儿子的遗憾。

这个男孩成了家里的“重点”，而刘琦只觉得心里越来越凉，每一天，刘琦从天蒙蒙亮就开始忙碌，累得直不起腰。

刘三海不仅对她没有丝毫体谅，甚至经常借故出去喝酒，把一家人的担子全都扔给她。孩子们逐渐懂事后，尽管都围着刘琦转，但她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无力感。

她常常一个人坐在床边发呆，眼睁睁看着明天的生活仍然灰暗，到了一个大年三十，红柳圪旦村一片热闹，而刘琦家的屋子冷冷清清。

屋子里的冷清一刻刻逼得她喘不过气，那一晚，她终于彻底崩溃，将早已准备好的便条放在桌上，写下短短的几句话，轻声离开了这个让她苦闷的家庭。

第二天，村里人发现她写下的纸条后纷纷赶来，看到那张白纸黑字，上面写着她对这段婚姻的终极评价，所有人都站在原地长叹了一声，却没一个人能真正挽回什么。

村庄的日子仍然照常过下去，邻里们看在三个孩子年幼的份上，时不时搭把手帮忙，而刘琦的名字，则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提起时，带着叹息与遗憾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