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长蒋万安接受专访谈到两岸时曾表示，“我是台湾人，我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这话乍一听不刺耳，真正让人咂摸的，是他把哪几个字绕过去了。
政治人物讲话，有时像走迷宫。入口说得清清楚楚，走到关键岔路口，却忽然看看左边、摸摸右边，最后告诉外界，风景不错，路线以后再谈。蒋万安这句话便有这种味道。“台湾人”说了，“中华民国的国民”也说了，偏偏“中国人”三个字停在门外，没有被请进来喝茶。
一句话少几个字，本来不算大事。可身份认同不是饭桌闲聊。对一个在岛内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而言，什么词反复说，什么词反复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
二零二六年一月十二日，蒋万安在专访中表示，自己在台湾出生长大，希望这片土地越来越好，并称“我是台湾人，我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还把这套说法称作岛内多数民众能够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到了四月十日，岛内议员追问他是否认同“两岸中国人”的表述。蒋万安再次回答，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华民国国民。面对继续追问，他仍没有正面说出“中国人”。一次或许是临场谨慎，两次保持同一套句式，就很难只当成偶然。
这套说法确实有选举技巧。蓝营传统支持者听见“中华民国”，觉得基本盘还在；强调本土认同的人听见“台湾人”，也不至于立刻翻脸。两边各拿半句话回去交差，政治人物则站在中间，衣角都不愿沾水。
算盘打得精，账却未必算得长远。台湾人是地域和生活经验的表达，中国人是民族和国家认同的表达，两者并不冲突。福建人可以热爱福建，四川人可以惦记家乡，谁也不会因此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把“台湾人”与“中国人”包装成单选题，本来就是岛内长期政治操弄留下的一道假题。
更耐人寻味的是，蒋万安在推动城市交流时，话说得并不含糊。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围绕科技医疗、轨道交通、健康养老展开交流，并签署水治理和职业技能培训两项合作备忘录。蒋万安在会上强调接触比抵触好、对话比对抗好、了解比误解好、互动比冲突好。
这些话有积极意义。城市治理讲究公交能不能准点，老人看病方不方便，水治理是否有效，不能天天抱着扩音器吵架。两岸同胞在民生领域互学互鉴，受益的是普通百姓，不是谁家的竞选办公室。

可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谈合作时承认两岸需要沟通，谈身份时却把共同的民族根脉藏进抽屉，便会形成奇怪画面：项目可以跨海，历史不能落地；经验能够共享，身份却只能打太极。交流能走多远，最终取决于政治互信能否积累。
大陆方面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始终清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二零二二年发布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系统阐明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强调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截至二零二六年七月，国台办最新公开表态仍强调，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一家人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能避免冲突对抗、化解矛盾分歧、巩固互信。这种态度既有原则，也留下了交流空间。
蒋万安希望塑造温和、务实、能沟通的形象，并不令人意外。岛内选举环境复杂，民进党当局长期操弄“抗中保台”，蓝营人物稍微讲一句正常的民族认同，就可能被贴标签。于是，有些人把话切成薄片，每一边都能尝一点，却没人真正吃饱。
但政治人物不能永远靠语言切片过日子。短期模糊，可能少挨几轮攻击；长期模糊，却会消耗支持者信任，也会压缩两岸关系改善的空间。身份认同若只剩选票计算，今天绕开三个字，明天就可能绕开一段历史，后天再绕开共同基础。
台湾同胞爱台湾，与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一个中国并不矛盾。真正成熟的政治表达，不是把每句话磨成鹅卵石，圆得谁也抓不住，而是敢于说明地方情感与民族认同可以并存。
两岸交流最怕的不是存在分歧，而是面对共同历史时装糊涂，谈到和平红利时又算得格外明白。合作不能只拿结果，不谈基础；和平也不能只喊愿望，不碰根本。共同政治基础不是装饰品，而是交流机制长期运转的地基。
蒋万安绕过去的，正是“中国人”三个字。绕一次，可以解释为谨慎；反复绕行，就会显出政治算盘的影子。技巧能换来一时安全，却换不来长期互信。若真想为两岸和平打开空间，就不能只在城市论坛上谈对话，也应在民族认同问题上少一点闪身，多一点担当。
历史不会因为一句话被省略就改变，血脉也不会因为选举口号而断开。大陆有推动两岸交流合作的诚意，也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岛内政治人物真正稳妥的道路，不是把关键概念绕得越来越远，而是顺应两岸同胞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的共同愿望，把该说的话说清楚，把有利于民族复兴的事踏实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