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王震看到 “向多本” 的职务仍是 “班长” 时，忍不住大声说到：“向多本干革命二十年，怎么还是个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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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王震翻着干部花名册，手指突然停在了一行字上，向多本。

让他愣住的不是这个名字有多特别，而是后面那两行字：职务栏写着“班长”，入伍时间却清清楚楚标着“1935年”。

王震手掌重重拍在桌上，茶杯蹦了起来，茶水溅得到处都是：“向多本，革命这么多年，怎么还是班长？”

干事小声解释：“首长，不是组织没给他提，是他自己死活不肯”，王震帽子一戴就往外走，他要亲自去看看。

八一子弟学校在乌鲁木齐城郊，王震到的时候，伙房的烟囱正冒着淡淡的青烟，推开食堂的木门，向多本正蹲在墙角修木桶。

王震喊了一声“老向”，那人抬起头来，脸上的皱纹很深，但眼睛很亮。

王震直接问：“组织好几次想提拔你当干部，你都推了，到底是为什么？”

向多本搓着手笑了笑：“首长，我是个粗人，当官的事情太复杂，我脑子转不过来，我不识字，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

要是因为我耽误了公家的事，那可怎么办？”

他顿了顿，目光越过窗户看着操场上跑来跑去的孩子：“当班长挺好，给大家烧口热饭、缝缝衣裳，我心里踏实。

跟那些死在路上的战友比，我能活到新中国成立，已经知足了。”

王震没说话，转身推开门走了。

向多本是1935年在湖南石门参军的，他不会别的，就会推磨。

部队出发长征的时候，他把80多斤的石磨用麻绳捆结实了往肩上一扛，一走就是一整天。

过雪山的时候，他把石磨用破棉袄裹了又裹，生怕冻裂了，过草地时粮食吃光了，他饿得眼冒金星，可照样把石磨扛在背上。

有一天他走着走着栽进泥水里，醒过来时身边围着几个战友，有人端着碗往他嘴里灌热汤。

指导员说：“贺老总把他那匹马杀了，给咱们做了一锅汤”，向多本一听，猛地就要坐起来，被指导员按住了。

他捧着碗，手抖得厉害，仰头把汤灌下去，眼泪混在汤里一块咽了。

抗战时期，向多本在山西汾阳跟鬼子干上了。

一颗子弹钻进他的左臂，卫生员取子弹时没有麻药，拿钳子硬往外拽，他疼得满头大汗，硬是一声没吭。

子弹取出来后，左手的中指和无名指再也伸不直了，可他满不在乎，吊着胳膊又回了炊事班。

后来部队首长把他调到保育院带孩子，向多本大字不识一个，带孩子倒是一把好手。

有一回一个孩子半夜发高烧，他背着跑了五六里地去找卫生员，一路上孩子喊“爸爸”，他就应着：“哎，在呢，爸爸在。”

1949年部队打到新疆，向多本分到了八一子弟学校管后勤，他有个规矩，自己打的饭菜必须跟学生吃的一样。

有一次一个干部的孩子嫌窝窝头硬，咬了一口就丢进潲水桶，向多本走过去，弯下腰从潲水桶里把窝窝头捞出来。

拿袖子擦了擦，当着那个孩子的面一口一口吃了，打那以后，食堂里再没人敢浪费一粒米。

1951年，王震亲自给向多本张罗了一门亲事。

婚礼在学校食堂办的，王震端着酒杯站起来：“同志们，今天我给老向证婚，老向跟着我打了十几年仗，吃了半辈子苦，今天总算有个家了。”

向多本端着酒杯，手在发抖，一张老脸上全是泪。

第二年，陈玉华生了个女儿，向多本抱着闺女满院子转悠，逢人就显摆：“看，我闺女！”

后来王震调回北京，临走前塞给向多本几张大团结。

向多本往外推，王震眼睛一瞪：“拿着！这是借你的！你死了让你儿子还，儿子还不起孙子还！”

后来王震真就每月给向多本寄20块钱，月月不落。

1965年向多本离休，组织上特批他享受副师级待遇。

有人替他抱不平：“你要是当初答应提干，现在早就是大官了。”

向多本只是笑：“我跟那些牺牲在路上的战友比，已经多活了好几十年。

我能活到新中国成立，能吃上饱饭，能有个媳妇有个娃，都是组织给我的。我不敢再要更多了。”

2004年冬天，向多本在湖南石门老家安详离世，活了116岁。

整理遗物时，工作人员打开他的档案袋，职务那一栏工工整整写着两个字，班长。

旁边有个年轻的干事嘀咕：“老人家当了一辈子兵，怎么才是个班长啊？”

旁边一个老同志拍拍他的肩：“你不懂，这个班长，比他啥都值钱。”

档案袋里还有一个布包，打开来，是一排排叠得整整齐齐的军功章，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三级八一勋章……总共十12枚。

布包底下压着一张纸，纸上是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一行字，字歪歪扭扭：“我把苦都吃完了，你们就吃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