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被冤枉了。他说浩然是“绕不开的时代符号”，这与“后人记不住浩然”的说法完全相悖。若干年后人们能记住莫言却记不住浩然，是一个公知的话。

这番论断，本质是用单一国际化文学标尺切割中国文学史，犯了割裂历史、唯奖项论、轻视红色文学谱系的根本错误，完全站不住脚。

浩然绝非普通个体作家，他是新中国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乡村建设那段历史独一无二的文学符号。《艳阳天》《金光大道》完整记录亿万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壮阔历程，是十七年文学、红色工农兵文学绕不开的核心标杆，《艳阳天》入选二十世纪中文百强小说，几代中国人靠着他的文字读懂建国初期乡村变革。只要这段波澜壮阔的人民历史不被抹杀，浩然的名字、他笔下的时代图景，就永远镌刻在民族文学记忆里，绝不可能被淡忘。

拿莫言与浩然做“谁会被遗忘”的二元对立比较，本身逻辑就极其荒谬。二者扎根完全不同的历史切面，承担完全不同的文学使命：莫言的价值在于向世界展现乡土人性复杂面相，而浩然的价值在于留存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人民的理想与奋斗，文学史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淘汰赛，两种书写缺一不可，不存在一方覆盖、淘汰另一方的道理。

片面抬高向外输出的文学、贬低扎根本土红色实践的创作，是典型受西方单一文学评价体系裹挟的偏见。历史自有公道：衡量作家能否传世，从来不只看国际奖项，更看作品能否忠实记录人民、留存时代。浩然以千万文字为一代农民立传，与共和国早期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只要教科书、当代文学史、红色文学研究持续存续，他就会代代被后人研读铭记。

断言后人只记得莫言、淡忘浩然，等于默认要抹去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乡村革命史，轻视几代工农群众的集体记忆，这种窄化、功利化的文学史观，经不起历史与人民的双重检验。

浩然既然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他与一个时代共存。被遗忘，前提是抹杀掉新中国这段历史。可是，抹杀得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