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旅长不当了，跑去给石友三当团长。后来石友三当汉奸，他又跑。再后来跟着孙良诚，孙良诚也当汉奸，他又跑。


段海洲把家里最后几十亩地的地契拍在灶台上，换来几十块大洋，又托人从保定府捎回几杆汉阳造和几百发子弹。


那年月，冀中冀南的村子几乎村村有枪，今天你拉一个大队，明天他攒一个支队，多一支少一支，起初没人觉得稀奇。


可段海洲这支队伍，后来竟一路被编进了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建制，他自己也从一个卖地募枪的农民子弟，成了统率千余人枪的纵队司令员。


按后来的编制看，这个纵队差不多是旅级。


在八路军里的日子，段海洲穿的是粗布军装，吃的是小米饭，学的也是游击战里“敌进我退”那一套。


他手底下的人，有同学，有乡亲，也有半路收编的旧军人。白天打鬼子据点，晚上住在老乡家里，指战员一个锅里吃饭。


段海洲是农家出身，起初倒也习惯这种生活。可1939年前后，华北的空气中不光有火药味，还有别的味道。


国民党游杂部队和八路军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石友三、鹿钟麟等人的队伍在冀南一带和八路军争夺地盘。


段海洲纵队里不少军官是从旧军队过来的，对八路军的严明纪律和政工制度总有牢骚，觉得“管得太宽”。


加上那会儿日军扫荡频繁，补给困难，有时候连盐都吃不上。具体是哪根稻草压断了骆驼背，现在已很难说清。


只知道那年秋天，段海洲带着自己的一部分人马，离开了纵队驻地，一路向南，投到了石友三的麾下。


石友三那时挂着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的头衔，手下有几万人枪，在冀南豫北一带算是一方诸侯。


段海洲去了，得了一个团长的实缺。石友三这个人，在旧军队里混过的人都清楚，他有个外号叫“倒戈将军”，今天跟这个，明天跟那个，谁的旗号都挂过。


段海洲在他手底下，管的不过是一个团，每天除了练兵，就是到村里征粮，偶尔也摸摸日军扫荡的规律。


日子混得下去，可段海洲心里未必没有嘀咕，到了1940年，石友三的算盘珠子越拨越快，和日军方面的接触渐渐从暗地里摸到了台面上。


他的部下高树勋等人实在看不下去，在濮阳的军营里设了个局，把石友三当场活埋了。


消息传到段海洲团部，他正端着饭碗准备吃晚饭，听报信的人说完，他把饭碗轻轻搁在桌上，走到院子里抽了半宿旱烟。


天亮时，他让人收拾了行李，叫上团里几个骨干，走了。


离开石友三，段海洲没回八路军，而是去了孙良诚那里。孙良诚也是西北军出来的老人，时任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挥，名义上还在抗日。


段海洲去了，照旧带兵，照旧为几百号人的粮饷发愁。1942年，日军对华北的扫荡一次比一次猛烈，国民党游杂部队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得厉害。


那年春夏之交，孙良诚在鲁西寿张一带扛不住了，宣布接受日军“改编”，带着部队投了汪精卫政府，挂了伪军的牌子。


日军派来的顾问穿着便装进了司令部，孙良诚部开始换发黄色臂章。


这一次，段海洲没有跟着换牌子，孙良诚投降的消息传来那天，段海洲把自己关在团部的小屋里，整整一个下午没有出门。


傍晚时分，他把自己的几个营长叫来，门一关，屋里没有传出争吵声，只有他一个人的说话声，断断续续，听不清内容。


但那天晚上，团部大院里的灯火亮到后半夜。有起夜的士兵看见，段团长屋里堆着几个打好的包袱，院子里多了几匹喂饱的骡子。


第二天拂晓，段海洲带着团里不愿附逆的弟兄，摘了帽徽，拆了臂章，把枪栓卸下来扔进布袋，趁晨雾未散时离开了驻地。


他们没有去投日军，也没有回头去找八路军，只是作为一个不愿当汉奸的中国人，从那道门槛边又一次转身走了。


后来的事情，史料记载得简略，段海洲还曾在国民党军队里任职，1949年追随大部队起义，晚年归于平淡。


回看1937年那个在河北平原上变卖家产换枪的年轻人，他这一生换过好几次东家，有人背后说他投机，也有人说是为了混口饭吃。


这些议论他当年大概也听得见，但没法反驳。可1942年那个春天，华北很多部队换了伪军的牌子，他的这支队伍没有。


在那个节骨眼上，段海洲把帽子上的帽徽摘了下来，随手扔进了路边的壕沟，这个动作，比任何誓言都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