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状元王寿彭（见下图）

王寿彭（1875—1929），字次篯，山东潍县（今潍坊潍城区）人。

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一甲第一名状元。

1926年他整合山东六所专门学校，创立山东省立山东大学并兼任校长，并题写了“山东大学”四字校牌。

潍县西南关那条窄胡同里，王家穷得连灯油都省着点。王寿彭小时候拿树枝在土地上划字，锅底灰兑水当墨，冬天手冻裂了就往袖口里缩一缩接着写。他不是那种天生锦鲤命的少爷，十七岁拿秀才，二十六岁中举，二十七岁进京赶考那年是1903，癸卯恩正并科，殿试读卷官把卷子呈上去，外头传他名字沾了“寿彭”二字、赶上慈禧七十大寿的彩头才被点为状元。他自己不听这套，后来有人笑他“偶然得第”，他回了一句：“世上纵有偶然事，岂能偶然再偶然。”这人面子薄，骨子里倔，认死理。

可他偏偏卡在了中国教育史最拧巴的缝儿里。1903年他中状元，1905年清廷一道上谕把科举停了，一千三百年老路走到头。昨天的状元，第二天就成了“旧制度的人质”。他没躺平，1905年跟着载泽、端方那批大臣去日本看学校、看工厂、看预算怎么管，回来写《考察录》，在湖北当提学使时搞学款独立、办两湖优级师范，专款专用这事儿他比谁都早上心。 你看，他不是没摸过新东西，只是摸完新东西，膝盖还习惯往孔夫子那边跪。

1925年张宗昌坐山东，土匪出身的军阀要装识文断字，把状元捞来当教育厅长。第二年张宗昌下令把农、工、矿、医、法、商六所专门学校在济南捏一块，挂上“省立山东大学”的牌子，校长就是王寿彭，校名四个字他亲手写，藏锋圆厚，现在档案馆里还能翻出拓样。 他开学典礼上讲“读圣贤书，做圣贤事”，孔子诞辰带全校穿长袍马褂磕头；转头又聘了二百多号教员，一半科举老儒，一半德英日回来的留学生，季羡林那年分数够硬，他亲笔写扇面对联奖过一个少年。 新房子里头供旧神位，这事搁现在看荒诞，搁1926年济南，是实打实的日常。

麻烦也正在这儿。留学回来的教授看他领着学生向孔子行跪拜礼，看他禁 《向导》、堵结社，看他硬推小学读经，忍到1927年夏天就把桌子掀了。校内骂声一片，他“拂袖而去”，只留个教育厅长空衔。1928年张宗昌垮台，他跟财政厅为山大经费拍桌子，转头投天津租界卖字为生，1929年病死，五十四岁。

世人总爱问：这么个状元办大学，算进步还是算反动？都不对。他身上是两层皮——一层是1903年前练熟的馆阁体、经史策论、翰林规矩；一层是1905年后被迫睁眼看的日本学制、预算独立、分科设系。这两层在他肚子里从来没缝上。他能用状元笔墨给新大学题牌匾，也会在典礼上非让人跪拜；他肯把六专门合并成综合性大学、肯添文科，却拒绝承认“圣贤书”之外还有别的思想资源。不是他一个人拧巴，是整个科举士绅阶层被拖进民国课堂时的集体错位。张宗昌要他用状元名头粉饰军阀政权，留洋教授要他用校长权力推开新文化，他两头不靠，最后连山东都没留住。

“山东大学”那块老校牌如今早换过几茬了，可1926年秋天济南经六路那边第一次挂上这四个字时，站底下抬头看的就是这个穿马褂、写颜体、嘴里念孔孟、手里批西学预算的山东人。他没变成张謇，也没变成蔡元培，他只是把末代状元的最后一口气，吐在了中国第一波现代大学的门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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