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中统特工鲍君甫被捕。他面无惧色，朗声道：“抓错人了！周总理和陈赓将军都能为我作证！”审讯室顿时一片寂静。

当时，南京开展镇反核查工作。一名曾在中统身居高位的男子，被公安人员抓捕归案。

面对审讯，这名嫌疑人异常沉稳，全程不慌不忙，也没有任何狡辩。

他抬头看向办案人员，语气笃定：“你们抓错人了，我不是反革命特务，周恩来总理和陈赓将军，都能为我作证。”

这番话，瞬间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在外人看来，他是在册的中统高层特务，身份确凿。可他却敢直接搬出两位重量级人物为自己背书。

这名男子名叫鲍君甫，化名杨登瀛。看似是国民党特务的他，背后藏着一段隐蔽战线的革命往事。

鲍君甫是广东香山人，早年远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精通日语。

1919年，26岁的他选择回国，投身五四运动。运动结束后，鲍君甫加入国民党。

留日期间，他阅读大量共产主义著作，回国后结识不少共产党人，思想长期偏向左派。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鲍君甫公开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他因此被关押数月，经友人保释出狱。

这次遭遇，让他彻底看透国民党的本质。

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也就是中统前身。二陈兄弟委任杨剑虹担任上海特派员。

杨剑虹急需帮手，第一时间找到同乡鲍君甫。

面对邀约，鲍君甫十分抵触：“这个差事，本质就是帮国民党针对共产党人，我不愿意做。”

左右为难之下，他找到地下党员陈养山，坦白全部情况。

陈养山立刻意识到，这是打入特务机关难得的机会，逐级上报陈赓、周恩来。

组织研判后决定发展鲍君甫为情报员，由陈赓和他单线联络。

1928年夏天，两人在上海秘密会面。

陈赓开门见山：“你接受任职，潜伏调查科，依靠人脉搜集情报，掩护地下组织。”

鲍君甫面露难色：“潜伏没问题，但上海应酬开销巨大，我无力承担。”

陈赓当即拿出金条：“经费不用你操心，每月固定300大洋，特殊开销单独申请。”

鲍君甫继续问道：“如果他们逼我搜集我党情报，我该怎么处理？”

陈赓早已做好安排：“组织会提供公开刊物与普通文件，供你正常交差。”

听完所有部署，鲍君甫郑重承诺：“既然组织信任我，我定全力以赴。”

入职之后，鲍君甫依靠出色的社交能力，快速获得国民党高层信任。

杨剑虹自杀后，他接任上海特派员，成为中统上海实际负责人。

暗地里，他持续向党组织传递核心情报。戴冰石、陈慰年、白鑫等人叛变，情报都由他提前送出，协助特科铲除叛徒。

他多次出手营救被捕同志，任弼时、关向应都依靠他的斡旋脱险，钱壮飞打入中统核心，也离不开他的引荐。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掌握鲍君甫的潜伏身份。

陈赓火速通知他：“情况危急，你立刻撤离上海！”

鲍君甫心存侥幸：“我在中统根基稳固，他空口无凭，未必能扳倒我。”

陈赓无奈叮嘱：“做好最坏的打算，若被指认，只反咬对方，切勿多言。”

很快，顾顺章供出鲍君甫。陈立夫、徐恩曾十分震惊，却不敢上报蒋介石。

二人担心背负用人失察的罪责，加上张道藩出面担保，整件事被暂时压下。

半年后，鲍君甫无罪释放，被安排闲职，长期受到监视。抗战爆发，监视慢慢放松，他彻底脱离特务系统，定居南京，与党组织彻底失联。

南京解放后，鲍君甫生活潦倒，摆摊售卖香烟茶水维持生计。

因为子女身在台湾，加上身份特殊，他一直没有主动向政府说明过往经历。

1951年，他的中统任职经历被人揭发，遭到逮捕。审讯中，他完整交代潜伏工作的全部经过。

相关部门立刻向陈赓、周总理核实，陈赓出具证明，确认鲍君甫在土地革命时期立下重大功劳。

1952年，法院判定他功大于过，无重大恶行，判处管制一年，当场释放。

1955年，陈赓征得上级同意，为他申请固定生活补助，保障晚年日常所需。

鲍君甫一生低调，极少对外提起潜伏经历，家人长期不知情。

1956年，陈赓专程赴南京探望，家人才知晓这段往事。

1969年，鲍君甫病逝。临终前，他依旧对家人说道：“我不是特务，更不是内奸，周总理可以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