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山东淄博，一男子酒后路过玉米地时，看到一年轻女子骑自行车路过，男子见四周无人，于是将其拖拽进玉米地性侵致死，逃离前，男子竟然拿着一根玉米棒塞进了女子的身体，碍于当年条件，直到24年后，男子才被抓获归案，最终法院依法惩治了男子，还了女子一个迟来的公道。 时间回到1998年8月16日凌晨，22岁的郭某骑着自行车下班回家，路上微风吹过，四周是连片的玉米地，乡村小路空荡荡的，没有行人，对她来说，这只是普通的一晚，但命运却在这一刻改写。 同一时间31岁的崔某正喝得烂醉，心情低落，步履蹒跚地走在路上，酒精让他的理智彻底坍塌，他看到前方独自骑行的年轻女孩，心里突然冒出了邪念，当郭某骑车经过时，他猛地伸手拦住车子，把她拽下车，强行拖进玉米地，女子拼命挣扎，呼喊求救，但在空旷的田野里，声音注定不会传到谁的耳朵里。 崔某怕有人听见，直接捂住她的口鼻。女孩在拼命反抗中逐渐失去力气，最终没了动静，可这并没有让崔某停手，他继续侵犯了受害人，还折下一根玉米棒，对尸体进行侮辱，这起案件在当年引起了极大震动。警方立刻立案调查，现场也留下了部分痕迹，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DNA信息库尚未普及，案件一度陷入僵局。 从法律层面来看，崔某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两条红线，先是强奸罪，根据《刑法》第236条明确规定，以暴力胁迫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的，最高可判死刑。故意杀人罪，《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可判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很多人都会有疑问：1998年发生的案子，为什么还能在2020年代继续追诉，不是说刑事案件都有追诉时效吗？我国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一般分为5年、10年、15年、20年。如果超过了追诉期，就不再追究刑责。但崔某犯案至今早已超过20年，之所以追责是因为：最高刑为死刑的案件，追诉时效是20年，但超过20年仍可报请最高检核准继续追诉。 刑法第88条规定，如果案件在20年内已经立案侦查，嫌疑人却一直在逃，那就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本案在1998年案发后，当地公安机关就立案侦查过，虽然没能锁定凶手，但案件一直存在案底，崔某只是侥幸逃过了追捕，换句话说他逃得了当年，却逃不掉法律的最终追责。 在庭审中崔某的辩护律师还提出了两个主张，“可能有第三人作案”，意思是证据不足，不能证明一定是崔某。“醉酒后激情犯罪，应当从轻处罚”。但法院调查后发现，崔某在接受审讯时，能完整复述案发细节，比如捂住口鼻、使用玉米棒，这些内容与当年警方掌握的情况完全吻合。 而且案发现场没有任何第三人痕迹，至于“醉酒犯罪”，刑法第18条规定得很清楚：醉酒并不能成为免责理由，至于“激情犯罪”法律上有明确的定义，要么是偶然事件刺激下失控，要么是长期矛盾积累导致报复。但郭某与崔某素不相识，只是无辜路人，根本谈不上“激怒”。法院直接驳回了这些辩护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给他配律师。其实这是法律制度的底线。按照《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凡是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的案件，如果嫌疑人没有聘请律师，司法机关必须指定法律援助律师出庭辩护。否则，审判程序本身就可能违法。 所以律师的辩护并不是为了“帮坏人开脱”，而是为了保证审判合法、程序正当。这既是对被告人的约束，也是对司法权力的约束。 崔某以为，自己能靠着时间把罪行掩埋，在随后的22年里，他四处漂泊，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据后来的调查，他打过零工、换过身份，从不敢回老家，更不敢用真名。他以为熬过去就能安全，但科技进步最终击碎了他的幻想。 2022年公安部推动“积案攻坚”行动，专门针对未破的命案积案展开DNA复核。淄博警方将当年案发现场遗留的物证进行重新比对，结果在全国DNA数据库中，终于匹配到了崔某的基因。 随后警方展开行动，将潜藏在外地的崔某抓获归案。这一消息，当地媒体用“尘封24年的案件迎来曙光”来形容。 DNA技术的进步，是这起案件能够翻盘的关键。如果放在90年代末，很多案件只能靠口供、现场物证推理，缺乏确凿的生物学证据。但今天，一个微小的血迹、一点点体液痕迹，都足以成为铁证。 崔某被抓捕归案后，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一审法院认定崔某犯有强奸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崔某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案件最终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24年12月，最高法正式下达死刑核准裁定，执行死刑。判决理由非常明确，作案动机卑劣，手段极其残忍，社会危害极大，必须依法惩治。 26年对一个家庭来说，这是撕心裂肺的漫长等待，随着死刑的执行，她的亲人终于可以含泪告慰她：正义虽迟，但终究到来。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26年或许不算久，但在受害者家属心里，每一天都像漫长的煎熬。而今天，我们能说一句：她终于等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