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以前中印谈判时，印度提出驻军成都要求陕西不设防时，把一向好脾气的周总理都给整无语了。 说到那次谈判中提出的驻军成都和陕西不设防的要求，其实背后藏着印度方面一种根深蒂固的战略思维。 在尼赫鲁政府眼中，中国虽然是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在国际格局中还未完全站稳脚跟。他们试图通过外交上的“主动进攻”，迫使中国在边界问题上让步。 提出这种荒唐要求，既是对中国战略意志的一种试探，也带有某种“道义绑架”的意味，仿佛印度是和平的象征，而中国若不接受这种设想，就显得不够“合作”。 但现实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可能接受这种赤裸裸的干涉。成都是中国的战略重镇，西南大门，驻军调动、防务部署都关乎国家安全。 而陕西则是中国的腹地之一，历史上无数次战争都证明了这个地区的战略意义。要求中国让出成都，放弃陕西防务，说得好听是“和平建议”，实际上是侵蚀中国主权的行为。 周总理在谈判中虽然保持了外交场合应有的克制，但面对如此要求，也只能沉默以对，用冷静回应荒谬。 周总理作为中国外交的灵魂人物，一直以理性和耐心著称。无论是在万隆会议上与西方国家交锋，还是在处理中苏关系、中美接触中，他都展现出非凡的智慧。 但即便是他，也很难在面对印度方面这种“不着调”的提议时保持平静。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这种提法实在脱离现实，完全无视中国的核心利益与国家尊严。 从印度的角度来看，他们在边界问题上的策略其实有其“内政外溢”的成分。尼赫鲁政府当时面临国内民族主义压力，急需在外交上取得突破，以巩固其政权合法性。 于是边界问题被政治化、情绪化，甚至理想化。他们幻想通过一纸协议，逼迫中国接受不平等的安排。然而中国早已不是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面对这种外交勒索，自然不可能妥协。 这场谈判的荒诞，不仅在于印度提出的内容，更在于他们对中国国家意志的误判。他们没有意识到，新中国即便在经济上尚未强盛，但在主权和尊严问题上从未有过退让。 从抗美援朝到自力更生的工业建设，中国已经用实际行动表明，任何试图侵犯主权的企图都不会得逞。印度若真想解决边界问题，应该拿出诚意而不是试图搞小动作。 这一事件也折射出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的复杂性。美苏争霸背景下，印度试图在中苏之间搞平衡，一方面接受苏联援助，一方面又与西方交好，甚至在边界问题上获得了一些外部势力的暗中支持。 这些因素叠加，使得印度在与中国谈判时并非完全出于双边关系的考虑，而是夹杂了太多外部期待。 它不仅展示了印度在战略判断上的自负，也暴露了其外交政策中的短视。中国的态度始终明确：边界问题可以谈判解决，但必须建立在互相尊重、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任何试图以非理性方式推进的主张，最终都将被历史抛在身后。 今天的中印关系虽然仍存在不少挑战，但时代早已变换。中国早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稳步提升，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 而印度也在尝试通过多边外交寻找自己的定位。边界争端仍需智慧化解，但前提是彼此都要摒弃过往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成都不会开放给任何外军，陕西更不会成为“中立地带”，这是中国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