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地主王学文发现一20岁女兵躺在家门口，见四下无人，他一下将女兵扛到了炕上，谁料，女兵解开衣襟，王学文震惊：“怎么会这样……” 吴仲廉1908年出生在湖南宜章县一个普通家庭，父亲靠开鱼店维持生计。她从小就上学，成绩不错，尤其书法写得工整，在当地小有名气。1926年北伐军路过湖南时，她在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接触到革命思想，开始参加活动。次年4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她刚19岁。1928年1月湘南起义打响，她回到家乡组织碕石年关暴动，成了宜章农军的一员。4月，她随部队上了井冈山，从此投身红军队伍。 1929年红四军成立工农委员会，吴仲廉担任妇女组干事，负责组织妇女参加革命。长征开始后，她任军委担架队政治指导员，负责抬伤员和鼓舞士气。1936年，她随西路军西征，丈夫曾日三当时是红九军政委，在战斗中牺牲。她自己也被马家军抓获，关押在南京反省院。1937年，通过组织营救，她出狱抵达延安。抗日战争时期，她先后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组织部长兼秘书长、第一纵队政治部秘书长、中共辽东分局妇委书记和中共安东省委委员兼妇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她出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一直到退休。 王学文那时五十多岁，是甘肃定西一带的地主，早年读过书，识字，有点家底。但抗战爆发后，村里乱成一锅粥，他的土地被征用，只能靠烧炭和种地过日子。他不是那种剥削狠的地主，对佃户还算宽松，遇到灾年会减租，在当地口碑不差。但在那个时代，地主身份本身就带风险，尤其马家军控制地区，对红军恨之入骨。 1937年冬天，陕甘交界处风雪交加，王学文出门喂牲口，看到家门口躺着一个穿红军棉衣的年轻人，身上有血迹，脸色发白。他查看四周没人注意，就把人扛进屋放到炕上。女兵半夜醒来，声音嘶哑，挣扎着解开棉衣，从怀里取出包裹严实的婴儿，脸冻得通红，哭声弱得像猫叫。王学文看到婴儿就愣住了。 这个女兵就是吴仲廉，西路军第三团政治部通讯员，在定西附近受伤。部队紧急转移，她重伤跟不上，就把孩子藏在棉衣里，交给百姓抚养。她交代孩子情况，请求王学文收留。王学文听后沉默，查看婴儿，抱起喂了热米汤。他答应下来，收下托孤信，然后吴仲廉起身离开，消失在风雪里。王学文关门，把婴儿放到炕边，用布裹好，添炭火保暖。 不久，马家军进村清查，王学文被举报窝藏红军子女，抓去审问。他一口咬定孩子是远房侄子托付的，没招供，被打得遍体鳞伤，脸上留了三道疤，孩子才没被牵连。他给孩子起名王继曾，意思是继承曾家血脉，把他当自家孩子养大，教他识字做人。 王学文收下孩子时，冒了很大风险。那时马家军在地方横行，对红军极度敌视，村民如果庇护红军后代，轻则被打成反革命，重则全家遭殃。王学文被抓审问时，坚持不说实话，挨了毒打，但保住了孩子。他老婆也刚生孩子，就把两个小孩当双胞胎养，衣服做成一样，瞒过检查。佃户们帮着望风，村里几次搜查都没露馅。 吴仲廉被捕后，通过同志帮忙，从西宁逃出，辗转到西安，又被组织营救回延安。她在狱中得知丈夫牺牲，但没时间悲伤，继续工作。孩子的事她一直记着，但战乱中联系不上王学文一家。她后来再婚，丈夫江华是革命同志，两人一起在司法系统工作。 1950年春天，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六兵团接管定西地区，地方政府清理红军后代和革命遗孤档案时，发现那份1937年的托孤信。信署名吴仲廉，写明孩子父亲阵亡，母亲伤重转移，恳请保护孩子，等条件允许再来接。信由八路军保管，辗转多地后对接地方档案。王继曾的名字就在文件里。 吴仲廉那时51岁，在西安参加军队干部培训，核查王继曾籍贯是甘肃定西时，一下确认。她收起证明材料，只说了一句“找到了”。这场寻找，整整过去了13年。王继曾在地方党史办采访中提到，母亲是红军。养父王学文对他讲，你姓曾，不是自家血脉，但是一家性命。王学文夫妇后来被吴仲廉安置在浙江福利院，定期探望，保持联系。 王继曾长大后，跟着吴仲廉生活，改名吴长征，进了大学中文系。吴仲廉退休前，一直在法院工作。王学文夫妇在福利院住了几年，回甘肃老家。王继曾和王学文家另一个孩子王长安成了好兄弟，两人后来都结婚生子，两家保持来往。这事成了当地传说，记在县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