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在得知蔡正元得知现场布景将“共谍”吴石列为牺牲烈士，更以专文缅怀吴石将军之后，蔡正元表示，台湾所谓的白色恐怖，其实就是中共台湾工作会书记蔡孝亁被捕时所供出来的1800名共产党员，这些人的罪名有没有严重到死刑，是一桩历史公案，因为同样情形在对岸也好不到那里去。 1949年，吴石将军他作为国民党高层将领，却在暗中为中共提供关键情报。这种双重身份，让他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成为重点追查对象。 1950年，因中共台湾工作会书记蔡孝乾被捕后供出名单，吴石的名字赫然在列。这场牵连1800余人的大搜捕，彻底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生态，也让吴石从“国军中将”沦为阶下囚，最终于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执行枪决。 蔡正元在专文中提到，所谓“白色恐怖”的根源，实则与蔡孝乾的招供密不可分。这位曾在延安学习、被视为“红色特工”的人物，在1950年2月被捕后迅速叛变，供出大量地下党员信息。 国民党当局据此展开大规模抓捕，名单上的1800人中，不少人被以“叛乱罪”起诉。但蔡正元抛出一个关键问题：这些人的罪名是否真的达到死刑标准？他以历史学者的视角指出，这桩公案的复杂性在于，当时两岸的政治环境均处于极端状态，对岸的“镇反运动”同样存在大量争议性判决。这种对比，让“白色恐怖”的定性不再是非黑即白。 吴石的命运，正是这种历史混沌的缩影。他出身福建闽侯，毕业于保定军校，后赴日本炮兵学校深造，回国后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 1947年，他通过秘密渠道与中共建立联系，成为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重要情报源。1949年，他携家人赴台，继续传递战略情报，包括国民党在东南沿海的兵力部署、美军顾问团动向等。这些信息对解放战争的推进起到关键作用。然而，1950年蔡孝乾的叛变，让他的身份彻底暴露。 更耐人寻味的是，吴石被捕后，国民党当局从其家中搜出大量机密文件，却始终未找到直接证据证明其“通共”。他的死刑判决，更多基于口供与推定。 这种“疑罪从有”的逻辑，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并不罕见。蔡正元在文中暗示，若以今日的司法标准审视，许多案件的判决都存在争议。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对照，让公众开始反思：所谓的“白色恐怖”，究竟是政治镇压的工具，还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吴石的悲剧，还牵连了他的家人。其妻王碧奎因“知情不报”被判五年徒刑，子女被迫流落海外。直到1973年，周恩来总理力促下，吴石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这种身份的反复，折射出两岸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巨大分歧。在台湾，他长期被视为“叛徒”；在大陆，他则是“隐蔽战线英雄”。这种割裂，直到近年才因解密档案的公开而逐渐缓和。 蔡正元的发声，之所以引发关注，不仅在于他点破了“白色恐怖”的起因，更在于他试图以更中立的视角重构历史。他提到，蔡孝乾的叛变虽是导火索，但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同样推波助澜。 例如，蒋介石为巩固统治，将“反共”与“反贪”结合，借机清除异己。这种解读，让历史事件多了几分人性与权谋的交织。 如今，当吴石的照片出现在纪念活动现场，当蔡正元的专文引发讨论，公众对这段历史的认知正在悄然转变。人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标签化解读，而是试图在档案碎片中拼凑出更立体的真相。 这种转变，或许正是历史进步的标志——它不再服务于某一方的叙事，而是成为全体华人共同反思的素材。 吴石的故事，终究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他的选择、他的牺牲、他的争议，都已成为历史长河中的注脚。而蔡正元的发声，则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尘封的档案柜，让更多人得以窥见真相的复杂。当我们在纪念活动中看到吴石的名字时，或许该思考：历史究竟该由谁书写？又该如何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