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云溪，体重206斤的小伙意外撞见舅妈偷情，情绪激动之下，殴打、掐脖子，甚至持刀威胁舅妈情夫，让对方说清楚“是什么关系”。怎料，对方4次想要离开未果，情急之下从3楼跳下摔残，事后将小伙及其舅妈告上法庭。一审法院判决小伙承担60%的责任，赔偿18.5万元，小伙喊冤，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了！ （来源：裁判文书网、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4年6月，阿珍在外地打工时认识了一个叫阿强的男人。 两人一来二去，关系越来越暧昧，很快就成了情人。 那段时间，阿强经常会到阿珍租住的小房子里过夜，邻里也都知道有这么回事。 到了10月22号晚上，阿强照例去阿珍那儿，一男一女在房间里关着门，干什么自然不用多说。 可这天偏偏不巧，阿珍的外甥大壮突然找她有事，就直接去了她的出租屋。 刚敲开门，就看见屋里乱糟糟的，阿珍神情慌张，而一个衣衫不整的男人正想往门口溜。 那一瞬间，大壮心里明白了个七八成，这是撞上舅妈的丑事了。 虽然心里愤怒，但他还是压着火，象征性地问了句：“你是谁？和我舅妈什么关系？” 阿强没吭声，也没解释，反而想趁机走人。 这下更坐实了大壮的怀疑，他一把把门拦住，不让阿强走，气氛一下子紧绷了起来。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情绪早已不受控制。 大壮身高体壮，重两百多斤，而阿强不过一百出头，两人身体差距悬殊。 大壮越想越气，觉得自己家人被人欺负、被人糟蹋，怒火彻底压不住。 嘴上还没说几句，拳头已经挥出去了。 拳头直接砸在阿强的脸上、鼻子上，血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但大壮没停手，又一把把阿强推倒在床上，双手死死掐住对方脖子，阿强挣扎着喊不出话来。 阿珍吓坏了，连忙拉住大壮让他别打，可他根本听不进去。 阿强几次试图逃跑，但都被大壮拦了回来。 到了第四次，他几乎快绝望了。 大壮一边骂人，一边还从桌上拿起一把水果刀，恶狠狠地挥了几下。 那一刻，阿强彻底慌了，他觉得自己可能真要命丧于此。 房间里唯一的出口就是那扇三楼的窗，对一个身处恐惧中的人来说，那窗户已经不是窗，而是逃命的最后一条路。 于是，他奋力冲过去，从窗户一跃而下。 结果，命是保住了，但人摔得重伤，终身残疾。 事后警方介入，案件被送上法庭。 二审法院查得很清楚：阿强之所以跳楼，不是自己“作死”，而是被逼出来的。 大壮连续殴打、掐脖、持刀威胁，已经让阿强完全丧失了正常的逃生路径，逼得他只能用跳楼这种极端方式求生。 换句话说，这并不是自愿跳楼，而是恐惧驱使下的本能反应。 大壮辩称自己只是“教训奸夫”，出于人之常情。 法院并不否认他看到那种场面时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理解”不等于“纵容”。 法律讲的是底线，不是谁家丑事就能例外。 就算阿强和阿珍的关系违背了道德，也不代表任何人有权私自动手惩罚。 在法律眼里，大壮的行为性质非常明确：他殴打他人、非法限制自由、甚至拿刀威胁，已经远远超过了情绪宣泄的范畴。 这些行为不但违反《民法典》，甚至触碰到了《刑法》中故意伤害的边界。 至于阿珍，她虽然是整件事的“导火索”，但从始至终，她都在劝架，没有参与任何暴力。 法庭最终判定她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这点也说明了，法律只看“行为”，不看“身份”或“道德标签”。 舅妈做得不光彩，但只要她没动手，就不能因为“私德不好”就让她连坐。 法院在判决中，综合了双方的过错。 最终，大壮承担60%的责任，阿强承担40%。 这个比例不是随意拍脑袋定的，而是有法理依据的“过失相抵”原则。 为什么大壮要负主要责任？因为整个悲剧都是他暴力行为引起的。 若不是他连番殴打、掐脖、拿刀威胁，阿强根本不会从窗户跳下。 没有“因”，哪来的“果”？他必须为那一连串的暴力承担后果。 阿强的40%，则来自他自己的行为。 作为成年人，他没选择报警、求助等更安全的方式，而是采取了最极端的跳楼逃生。 虽然这是被逼的，但这种方式风险极大，他也必须为这个选择承担部分责任。 这起案件被不少人议论，说“大壮虽然鲁莽，但他是为家里出气”，“阿强自作自受”。 可法院的判决提醒大家，法律不站情绪那边，它只看事实和行为。 人可以有道德愤怒，但不能拿愤怒当刀。 在一个讲法治的社会里，“人之常情”不是暴力的护身符。 遇到家庭矛盾、情感背叛，也要用法律去解决，而不是拳头。 否则，一时的冲动，可能换来一辈子的代价。 这场悲剧的终点，是一人伤残、一人赔偿，两个家庭都被卷进痛苦的漩涡。 法律的标尺告诉我们：情绪可以理解，行为必须负责。真正的“正义”，从来不靠私刑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