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院长萧宗煌叫嚣，“故宫文物是在“中华民国”执政时带来到台湾的，属于“中华民国”的财产。”从历史维度看，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馆藏主体源自北京故宫。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躲避战乱，一批故宫文物历经艰辛南迁。 萧宗煌这番话，说白了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把 “临时保管” 和 “所有权” 搅成一锅粥，真要扒开历史的底子看，这话里的漏洞比筛子还多。 先不说别的，台北故宫那些宝贝的根儿，压根就不在什么 “中华民国”，往前数几百年，全是明清两代的皇家遗产，是老祖宗一代代传下来的民族家底。 1925 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早就把这些皇家私产变成了国家公器，属于全体中国人，那会儿 “中华民国” 刚执政十几年，哪来的底气说这些文物是自己的？这逻辑跟借了别人家传家宝，转头就宣称宝贝是自己的没两样。 要把这事说清楚，还得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烽火岁月讲起。1931 年九一八事变一爆发，华北局势就跟泼了油的火似的往上窜，故宫人看着库房里的稀世珍宝，知道要是被日军掳走，就是民族千古罪人。 1933 年 2 月，第一批文物趁着夜色从北平西站出发，2118 箱宝贝装在定制的厚木箱里，外面裹着新棉花，车厢四周架着机枪，马队跟着列车一路护送，连站台都戒了严。当时还有人跳出来反对南迁，说这是 “逃跑”，甚至扬言要在铁路上放炸弹，最后还是靠军警出面才压住场面。 就这样，前后分五批运出 13427 箱文物，连同一并南迁的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文物，总共近两万箱，这哪里是 “中华民国” 的财产转移，分明是故宫人用命守护民族遗产的开始。 1937 年抗战全面打响，这些文物更是成了 “烽火中的孤儿”，被迫分三路往西南转移。南路文物先到长沙，刚存进湖南大学图书馆没几天，日军的轰炸机就来了，图书馆被炸成废墟，幸好文物提前转移到贵州安顺华严洞，才算捡回一条命。 中路的宝贝更折腾，从西安到宝鸡，故宫人在荒地里挖地窖藏文物，后来又往四川运，32 岁的职工朱学侃在查舱位时失足摔死，成了为护宝献身的第一人。北路文物经延安转西安，一路上躲轰炸、避战乱，箱子上的封条磨破了又贴，贴了又磨。 就说那尊西周毛公鼎，高 53.8 厘米，重 34.7 公斤，内壁近 500 字的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的活化石，它跟着中路文物翻山越岭，在地窖里待过，在山洞里存过，全靠故宫人用棉纸一层层裹，稻草一根根塞才完好无损，这些人护的是祖宗的东西，可不是某个政权的私产。 抗战胜利后，这些辗转数万里的文物集中到重庆，1947 年又东归南京，当时故宫人都盼着早点把宝贝运回北平老家，没人觉得这些文物该属于哪个政权。 可到了 1948 年底，内战局势紧张，国民党当局仓促决定挑精品运台，1948 年 12 月 “中鼎号” 军舰载着 320 箱文物先出发，1949 年 1 月 “海沪轮” 运了 1680 箱，2 月 “昆仑舰” 又运走 972 箱，总共 2972 箱，还不到南迁文物总数的四分之一。 这些文物到台湾后，先塞在台中糖厂的仓库里，后来才建了台北故宫，说白了就是把别人家的宝贝暂时存了个地方，怎么存着存着就成自己的了？ 更讽刺的是，台北故宫那些引以为傲的 “镇馆之宝”，没一样不是从北京故宫挪过去的。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本来藏在紫禁城的三希堂，南迁时跟着文献馆的箱子走，最后被运到台湾；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也是南迁文物中的一员，如今跟藏在浙江博物馆的剩山图隔海相望；还有那棵翠玉白菜，原是清宫的陈设品，当年打包时不知道被故宫人用棉花裹了多少层才送上南迁的火车。 这些文物上的每一道痕迹，记录的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跟 “中华民国” 的所谓 “产权” 压根不搭边。要是按萧宗煌的逻辑，那明清皇帝的遗产是不是该归皇室后裔？显然说不通，因为这些文物早就成了民族共同的财富。 再说法理上的事儿，一个政权的更迭从来带不走国家的文化遗产。中华民国 1949 年在大陆的统治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继承了包括故宫文物在内的国家财产，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法理原则。 萧宗煌刻意强调 “中华民国执政时带来”，无非是想偷换概念，可历史数据摆在哪儿骗不了人：南迁的 13427 箱文物里，78% 最终回了北京，运到台湾的只是一小部分；北京故宫现在有 186 万余件藏品，台北故宫的 69 万多件里，核心还是当年从北平运走的那些。 说白了，就是拿了别人家的一小部分宝贝，转头就宣称所有权，这操作连基本的历史常识都不顾了。那些当年护送文物南迁的故宫人，比如那志良、庄严，临终前都盼着文物回家，他们守护的是民族的根，不是某个政权的面子，萧宗煌这番话，估计连这些前辈的在天之灵都听不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