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判死刑，行刑前一天晚上借口肚子疼上厕所，成为他越狱的关键。 这个看似偶然的“生理不适”，藏着一位革命者绝境中的冷静与筹谋。范纪曼从不是待宰的羔羊，他的人生底色，是文人的风骨与战士的刚毅。 民国时期的上海，他既是暨南大学讲台上诉说理想的教授，也是穿梭在弄堂暗巷里传递情报的地下工作者，一支笔能写锦绣文章，也能勾勒敌人的布防图，一双脚能丈量校园的林荫道，也能踏遍秘密联络的接头点。 1948年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滩，叛徒的出卖让他暴露了身份。被捕那天，他正在整理一份重要的地下党组织名单，面对破门而入的特务，他没有慌乱，趁着特务搜查的间隙，悄悄将名单塞进了桌下的煤炉，火焰吞噬纸张的瞬间，他知道自己守住了更多同志的性命。 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的日子里，死刑判决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囚犯心头，但范纪曼从未放弃。他知道，真正的绝望不是死亡的威胁，而是放弃未竟的使命。 放风时，他会装作漫不经心，用眼角余光记下守卫的换班时间、监牢的门锁结构，甚至厕所墙角那处松动的砖块；和狱友交谈时，他刻意打听监狱的作息规律，悄悄收集着一切可能有用的信息。 他清楚，越狱不能靠蛮力，只能靠智慧和时机。行刑前的日子里，他故意减少进食，让自己的肠胃状态看起来本就有些虚弱，为那关键的“肚子疼”埋下伏笔。 行刑前一天晚上，当他捂着肚子眉头紧锁地向看守报告时，没人怀疑这个即将赴死的人的“突发状况”。看守不耐烦地打开牢门，只派了一个人跟着他去厕所。 走进阴暗潮湿的厕所，范纪曼一边假装如厕，一边快速观察着周围——看守站在门口抽烟，注意力完全不在他身上。他早已摸清，厕所角落的砖块松动，撬开后能通往一条废弃的下水道。他用藏在鞋底的小铁片（那是他从饭盆边缘磨下来的），飞快地撬动砖块，动作轻得几乎没有声音。 几分钟后，当看守不耐烦地催促时，厕所里只剩下空荡荡的蹲位。范纪曼已经钻进了下水道，借着微弱的光线，在污秽不堪的通道里艰难爬行。 他不知道前方有没有出口，也不知道会不会遇到巡逻的特务，但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活下去，回到组织身边，继续战斗。凭借着之前记下的大致方向，他在黑暗中摸索了三个多小时，终于从郊区的一处排水口爬了出来，重获自由。 为什么一个文弱书生能在死刑前夜完成这样惊险的越狱？不是运气，而是长期的准备和坚定的信念在支撑。在那个年代，像范纪曼这样的地下工作者，每一天都在与死神擦肩，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对革命的忠诚、对家国的热爱，让他们在绝境中总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们没有精良的武器，没有充足的物资，却用智慧和勇气，在敌人的封锁线中撕开一道道缺口。 范纪曼的越狱故事，不是传奇，而是无数革命先烈奋斗的缩影。在白色恐怖最猖獗的岁月里，多少人像他一样，在狱中坚守信仰，在绝境中寻找生机，只为了心中那束“新中国”的光。他们的付出，不该被时间淹没；他们的智慧与勇气，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