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9岁的丁佑君被土匪抓获，土匪们看到她白皙如玉的肌肤，瞬间扒光了她的衣服，轮番凌辱了整整一夜。就在匪首准备杀害她的时候，军师说：“不行，得让她活着。” 这个躺在破棚子里的年轻姑娘，几天前还在盐中区的山路上教群众唱《东方红》。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军装，裤脚上沾着泥，手里攥着油印的歌谱，嗓子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却笑着说“多唱几遍就记住了”。群众叫她“丁代表”，递来的粗瓷碗里盛着温热的米汤，她总是先分给旁边的孩子。 没人想到，这个会蹲在田埂上给老乡补衣服的姑娘，是四川乐山五通桥盐商丁栋臣的小女儿。四十多岁才生下她的母亲，曾把她裹在绣着牡丹的襁褓里，家里的商铺从街头连到巷尾，两个哥哥出门都坐轿子。可她偏偏跟着穷苦出身的奶娘睡土炕，听奶娘讲“地主家的粮仓堆成山，穷人的锅里却能照见人影”，偷偷把米缸里的白米舀进邻居家的破陶罐。 1947年的成都街头，她在书摊前站了整整一下午。指尖划过《新华日报》的标题，被摊主悄悄塞给一本卷了边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回到女中宿舍，她在煤油灯下抄笔记，钢笔尖戳穿了纸页，墨水晕染开，像一滴凝固的血。那年冬天，她跟着地下党员上街发传单，北风把传单吹得漫天飞，她追着跑，棉鞋湿透了也没察觉。 父母跪在她面前哭的时候，她正往帆布包里塞《社会发展史》。“雅安有土匪啊！”母亲抓住她的胳膊，父亲把金条塞进她口袋，她却把金条放回抽屉，只带走了那本磨破封面的笔记本。从成都到雅安的路走了二十天，遇到反动武装袭击时，她趴在伤员身边包扎，血染红了她的蓝布衫，她咬着牙把绷带勒紧，说“别出声，省着力气赶路”。 西昌女子中学的操场上，她第一个拿起扫帚。学生们看着这个戴眼镜的军代表弯腰扫地，辫子垂在背上，发梢沾着灰尘。后来她去了盐中区当青年干事，每天揣着两个窝头跑山村，教妇女认字，帮农民算剥削账。有老乡送她一双布鞋，她在油灯下纳了层鞋底，说“这样能多走几里路”。 1950年9月17日的裕隆镇，镇长王宇辉给她端来一碗鸡汤。她没喝，把枪靠在门后，翻开征粮记录本核对数字。夜里枪声响起时，她抓起枪想冲出去，却被身后的王宇辉按住了手腕——这个白天还笑着给她递毛巾的男人，早和土匪串通一气。 钢针刺进胸口时，她骂出的第一个字是“狗”。辣椒水灌进喉咙，她咳得撕心裂肺，却死死盯着棚顶漏下的月光。土匪用皮带抽她，问“说不说出粮仓在哪”，她啐了一口血沫：“那是老百姓的救命粮，你们这群豺狼！”天亮被拖到高草坝，她看见远处山岗上飘着几缕炊烟，想起奶娘说“炊烟起的地方，就有要守护的人”。 匪首举枪时，她突然挺直了身子。子弹穿过胸膛的瞬间，她好像听见了孩子们唱《东方红》的声音，那些她教过的调子，正顺着风往山外飘。倒下前，她的手还在口袋里摸索，那里有半块没吃完的窝头，是昨天老乡硬塞给她的。 三个月后，西昌上万群众站在盐中区烈士陵园。白菊花堆成小山，有人捧着自家织的土布盖在墓碑上，有人把孩子抱到碑前说“这是丁阿姨，她保护我们吃饭”。1952年五四青年节，朱德的题词刻在了纪念碑上：“党和人民的好女儿”，阳光落在“好女儿”三个字上，像她当年教歌时眼里的光。 乐山五通桥的纪念馆里，她的笔记本摊开着，某页写着“我们活着，不是为了自己吃穿，是为了让所有穷人都能吃饱穿暖”。旁边挂着她牺牲时穿的蓝布军装，胸口的弹孔周围，还留着暗红的血迹。 如今盐中区的学校里，老师讲起丁佑君，总会提到那个细节：她帮邻居送米时，会把米袋底的糠筛干净，说“穷人的米，一粒都不能浪费”。这个细节和她最后骂土匪的样子重叠在一起，让孩子们突然懂了——有些东西，比生命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