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张云逸抓了国军将领赵凤藻的独子，对方提出用10挺机枪、100支步枪和一万发子弹换人，谁知张云逸却说：“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那阵子的巢湖，看着水面安静，水下乱得。 日伪守要道，国民党部队盘在周围，山沟里还有土匪，新四军在夹缝里闯出巢湖沿岸和巢北两块根据地，又拉出一支巢湖支队守着水路，枪支拼起来，子弹都要掂着用。 一九四三年六月，巢湖支队在湖边碰上桂军。 桂系的兵有股牛脾气，打起来不肯退，枪声在水面上压了一整天。战斗一收，新四军从俘虏堆里拎出一对年轻夫妇，衣着举止透着“家里有来头”。 这俩人刚押下去，前沿哨兵就闻出不对。 第二天一早，多路敌军连同伪军一起朝巢湖支队的驻地挤过来，火力比平时凶。 多亏当地老乡夜里跑来通风，带着部队从小路抽身，才没被扣在原地，支队的人这才意识到，这对夫妇不是普通俘虏。 战报往上送，很快摆到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桌上。 下面人一通打听，身份浮出水面：这对年轻人，是国民党左河行政公署专员赵凤藻的儿子赵保顺和儿媳。 在巢湖一带，谁都知道赵凤藻。 桂系出身，在国民党里爱顶牛，和蒋介石的中央军有旧账。 到了安徽挂专员的牌子，嘴上讲抗日，劲头多压在剿共，新四军在巢湖一站稳，他的部队就一趟趟往上冲，是当地出了名的顽固派。 独子被抓的消息传进耳朵，人当场就炸了。 拍桌子、调兵，把附近能动的部队都拢过来，还拉上伪军，一股脑压向巢湖支队，想靠硬打把人抢回来。 折腾到头，新四军顺着老乡领的路全身而退，人没捞到，他心里那股火越憋越狠。 火气压下来，他开始算账。这 几年在巢湖，他的兵在新四军手里吃过什么亏，也知道对方讲纪律，不会乱杀俘虏。硬碰硬走不通，只剩下谈的路子。最后，他放下点脸面，派人去摸新四军的门。 条件开得干脆：只要放人，他送十挺机枪、一百支长枪，还有十万发子弹。 这个数搁哪支队伍眼里都不轻，在巢湖支队这边更扎眼。 当地装备寒酸，机枪少得可怜，子弹紧巴巴。再看赵保顺，本身不是大汉奸，没有血债，真要拿出来开刀，只会把仇结死。 支队把情况原原本本往上报。张云逸看完，心里另有盘算。 巢湖这一圈，敌人不只一类，各派势力都在附近晃。 枪再多，打一仗少一茬；人再勇，四面挤上来，也有撑不住的时候。 真算长远，能让一个顽固对手慢一点扣扳机，哪怕在关键节骨眼上通个风，比抱着几挺机枪守着要紧。 他回信压得很简单：人可以放，枪一件不要。 条件就是一句话，希望赵凤藻往后多从国家大局想，多对着日伪开火，少替老蒋忙着打内战。 就算做不到那么净，只要在日伪准备朝新四军扑过来的时候，能提前放个信，也算有交代。 这话转到赵凤藻手里，他愣了好一阵。 本以为得拿枪拿弹堆出一条路，对方会借机大要一笔。结果新四军把那堆机枪步枪推了回去，只把目光落在“枪口对着哪边”上。 答应不答应，对他自己也是道坎。 一边是这些年喊剿共攒下来的架子，一边是儿子儿媳的性命，还有巢湖这摊乱局。踌躇几回，他终究点头。赵保顺夫妇不久被安全放回，一家人围坐一桌，说起这次被俘的经历，谈到新四军时，再难用原来那几句死板的话糊弄过去。 时间拉长，变化慢慢显形。 赵凤藻的军衔、职务都没变，外面看还是国民党顽固派，可巢湖一线的新四军战士感觉出，对面下手没以前那么狠了。 日伪几次对巢湖根据地发动进攻，兵力调动、行军路线、时间窗口，总有人提前带个信。有时是一封模糊的纸条，有时是村口老头一句“那边要来人”。新四军顺着这些碎消息提早挪窝，把几场可能压到脑门上的重拳卸开。 从远处看，一九四三年的那桩事，不过是一对俘虏被放回家，一大堆武器子弹打了水漂。细细往里看，巢湖根据地后来少挨的几次猛攻，都和那句“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扯得上关系。 张云逸的路数，就露在这件事里。 打仗要打硬碰硬，也要看清谁是死对头，谁还能往中间拽半步。 毛主席讲统一战线，落到他手里，就是认准桂系和中央军之间那道缝，把原来对着自己开火的人，往旁边扭一点。 赵凤藻出身桂系，本就和中央军隔着一层。独子落在新四军手里，这层隔阂变成了一条可以动手撬的缝。 他看见的是新四军不收那十挺机枪、十万发子弹，只收一句承诺；新四军看见的，是一个顽固对手身上还剩下一点可争取空间。 巢湖边的夜风后来还是照吹。 芦苇丛里如果传来一点小消息，往往足够一支队伍提前躲开危险。 一九四三年那对被放走的年轻夫妇，和那个学着挪一挪枪口的父亲，就这么悄悄被记进这片水面的旧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