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25日，李克农吃完午餐后，自感头昏，便想出去透透空气，刚迈出门槛，便觉得头晕脑胀，顿觉浑身无力，紧接着，一头摔在地上，失去意识。 李克农吃完，把碗一放，说了句头有点晕，心里盘算着出去走两步透口气，再回屋看文件。 他迈到门口，脚刚跨过门槛，廊柱、屋檐、台阶忽然全乱了，天旋地转。 手下意识去抓走廊那根圆柱，指尖刚碰到木头，身子一软，朝台阶下倒去。 后脑勺重重磕在石台阶上。血从脑后慢慢涌出来，沿着脖颈爬进衣领，满头是汗，脸色刷地灰白，嘴唇发直，眼睛紧闭。 院子里先是一片静，随即乱作一团。家属和工作人员一拥而上，有人赶紧把他从台阶下挪到办公室地板上，让他平躺好，两名工作人员扶着他的后背，生怕再磕碰。 妻子赵瑛守在一侧，毛巾攥得紧紧的，一遍一遍给他擦汗。 电话飞快打出去，大家围在床边等医生。谁都不愿多说一句。四十分钟挨得特别长，直到下午一点十分，医生赶到，弯腰查体，看瞳孔，看反射，诊断写得干脆：脑震荡合并溢血，必须立刻送北京医院。 救护车开来，他被抬上车，门一关，慌乱堵在院里。车头对准医院，这一下摔得不轻。 到了北京医院，情况越看越不妙。 摔跤以后，他的三分之二脑血管已经被破坏，高烧压着不退。医生合在一起开会，商量出的办法很实在，把他周身围上厚厚的冰块，硬把体温往下按，尽量压在三十五摄氏度左右，让大脑少消耗一点力气。 病房灯光发白，他一动不动。昏迷连着拖了六天，医生翻着资料，又盯着片子，治疗方案总拿不准。家属都明白，这仗不好打，有人已经悄悄做后事准备。 局面卡在那儿动不了，只能拉来一场小会。 周总理把医生和家属都叫到一块，人不多，话不绕弯，说治病就是打仗，有决心总比没决心强，让医生放开手脚去治，出了事由他兜着。“你们大胆治疗，出了事我负责。”一句话砸下来，屋子里的气氛一紧，犹豫也有了去处。 治疗方案随即定下，由从天津请来的外科大夫赵已诚主持。冰块继续围着，药物、手术往前推进，医护人员轮班守在床边，盯着体温和脉搏。谁也不敢说一定能救回来，只能咬牙往前推。 第七天过去，病房静得连窗帘晃一下都听得见。到第八天，他的手指忽然轻轻动了一下，像从水底往上摸了一把。眼皮慢慢抬开，目光先空了一圈，才有了焦点。 守床的人愣住，随即有人眼眶发红，心里都清楚，这是从鬼门关折了回来。 人是醒了，脑子却像被人掏走一大块。大脑挨过那一下，后果毫不留情，许多记忆成片成片塌下去，以前那些深入虎穴、九死一生的场面，在脑子里只剩零星片段，连日常琐事，他也要咬着牙往回想。 一个在战火里打滚的将军，这会儿昨天吃了什么、谁来过，都要翻半天，也是煎熬。 按常理，这样的人完全可以顺势躺下来养伤，旁人劝一劝也都说得过去。他偏不顺着这股劲走，硬是把受伤的大脑当成新的阵地。 床头多了一摞记事本。 他从某一天起，逼着自己写生活日记，几点醒，医生查房说了几句，午饭吃的东西，下午谁推门进来，晚上哪儿又不太对劲，全都写进去。 第二天翻回去，对照着看，像给大脑做复习，把模糊的印象往实处按。 桌上也重新摆回砚台和毛笔。过去忙事务，毛笔经常顾不上，这回他偏要天天抓在手里。每写一个字，都要在心里先过一遍笔画，手上用劲，脑子里跟着紧起来。 时间久了，字从生涩变得有劲，记忆里的空当也在缩小。 等到病情稳住，他没有把自己完全从工作里撤下来。 在他心里，真正站起来，不是能在走廊里多走几圈，而是还能扛起该扛的那一摞文件。大脑功能逐渐恢复，他重新开始阅读最要紧的文件，挑重点看，宁少不乱。 医护人员劝他少用脑，家属怕他再累着，好言相劝。他听在耳里，脸上也点头，可文件摆在桌上，总要伸手去翻，看完才踏实。对他而言，那些纸是还在岗位上的凭证，这一坚持拖到了生命尽头。 从那一跤往后，他在同一条人生线上等于走了两遍。一遍是在枪声和电波里闯出来，深入虎穴，九死一生；另一遍是在北京医院的病床和办公室的灯光下，用日记、毛笔和一份份文件，把自己从残缺的记忆里一点点往外拽。 后来人提到李克农，总爱用“传奇”“壮丽”来形容。 听上去有点虚，可把一九五七年那次门槛上的重重一摔，那六天昏迷，那三十五摄氏度的冰块降温，那句“治病就是打仗，有决心比没有决心强”，再加上那些被翻得起了毛的日记本和桌上常年沾墨的毛笔一起看，这些词就不显空。 这个开国将军，留给后人的不光是战场上的身影，还有病房和案头那一副倔强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