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岁的双胞胎姐妹被送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每周三次她们会被脱光衣服送到一个房间里与一个医生见面，每次时间长达8小时。 半个多世纪后，80岁的伊娃·莫塞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指尖划过一张泛黄的名单——上面是120多个名字，都是和她一样从“死亡天使”门格勒手中幸存的双胞胎。 1944年的奥斯维辛站台，混乱的哭喊声中，党卫军士兵的皮靴踏过碎石，“双胞胎！出来！”的嘶吼撕开了伊娃和米丽娅姆紧握的手。 她们被从母亲怀里拽走时，父亲和两个姐姐的身影正消失在飘着灰烟的营房方向——那是毒气室的方向。 那个总穿着熨烫平整白大褂的医生，会用冰冷的卡尺丈量她们的颅骨，往手臂里注射不知名的液体。 伊娃后来才知道，门格勒管她们叫“研究材料”，而这一切的源头，藏在一本19世纪的书里。 1883年，英国科学家高尔顿写下《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研究》，创造“优生学”一词时，或许没料到这个试图“改良人种”的理论，会被德国学者费许尔扭曲成种族主义的屠刀。 费许尔是门格勒的老师，他宣称犹太人是“劣等基因携带者”，而双胞胎——尤其是同卵双胞胎——成了证明“基因决定论”的“完美工具”。 可早在1930年代，美国研究者就通过分开抚养的双胞胎证明，智商、性格不只由基因决定，环境同样重要。 门格勒却把这些论文锁进了集中营的焚烧炉——他要的不是科学，是为纳粹的种族灭绝找“合法”借口。 在集中营的“双胞胎营房”，伊娃和米丽娅姆每天要赤身裸体坐上8小时，从早晨到黄昏。 门格勒会记录她们的瞳孔颜色、指纹纹路，甚至拔下头发比对粗细。 有一次米丽娅姆发烧到40度，医生只是往她静脉里推了一管蓝色液体，说“看看另一个会不会同样反应”。 1945年春天，苏军逼近奥斯维辛时，门格勒带着一箱实验记录消失了。 他辗转阿根廷、巴西，用假身份活到1979年溺水身亡，始终没站在审判席上。 而那些记录，连同集中营的焚尸炉一起，成了纳粹销毁罪证的灰烬。 “如果我们不说，谁还记得？”1970年代的一个雨夜，伊娃对米丽娅姆说。 她们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寻找1944年奥斯维辛的双胞胎”。 第一封回信来自波兰，一个叫萨拉的女人写道：“我右耳后有个梅花形疤痕，是门格勒用烙铁做的标记。” 2019年7月，85岁的伊娃在睡梦中离世，床头放着那本写满幸存者故事的笔记本。 封面上有她的字迹：“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复仇，是为了让‘优生学’永远不再披着科学的外衣，成为杀人的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