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高层托人邀请定居美国的顾维钧先生回国看看，这个80多岁的老人却只淡淡回了一句话 “我是战犯，我还是不要回去了吧 ”。 顾维钧16岁那年就漂洋过海去美国留学。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念本科，后来又拿了法学博士，24岁就毕业了，这在当时的中国年轻人里头，绝对是拔尖的。回国之后，他没闲着，直接进了外交圈子，从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干起，一步步爬到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那个年代，中国外交弱势，他却总能在国际场合硬气一把。1919年巴黎和会上，他代表中国，面对列强要把山东让给日本的决定，死活不肯签字，那股劲让不少外国人刮目相看。虽然最后没争赢，但他的表现成了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 抗战爆发后，他出任驻美大使，那时候中国急需外援，他就到处游说，拉来美国的一批军火和物资，还推动了中美互助条约的签订。最关键的是，1945年联合国成立，他参与了宪章的制定，让中国成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事儿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他没跟去，而是选择留在美国，继续干外交相关的事儿。1956年到1967年，他在海牙国际法院当法官，审理了不少国际案子，凭着对国际法的熟稔，赢得了同行认可。退休后，他就定居纽约，过起平静日子，但心里头一直挂念着祖国的发展，尤其是教育和科技方面。他会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近况，关心大陆的进步。 其实，顾维钧的一生跟中国近代的起起落落绑得死死的。他早年接受西方教育，回国后却总在为国家利益奔波。巴黎和会那次，虽然失败了，但暴露了列强对中国的欺凌，也激发了国内的五四运动，这事儿间接推动了中国思想界的变革。后来在驻外岗位上，他见识了太多国际博弈，知道国家弱小就得吃亏，所以他一直强调外交要坚持原则，同时灵活应对。抗战时期，他在美国拉援助，不是光靠嘴皮子，还得懂人情世故，跟罗斯福政府周旋，那段经历让他更深刻认识到大国关系的复杂。1949年后，他被列入国民党战犯名单，这事成了他晚年的一个心结。虽说他在美国生活安稳，公寓里还种着些家乡蔬菜，保持着阅读中文书的习惯，但那份身份的尴尬，让他总觉得回国不是时候。 1972年，中美关系刚有点缓和的苗头，高层就想着邀请一些老外交官回来看看。顾维钧当时84岁，已经在海外漂了二十多年。高层通过可靠渠道，托人带话给他，希望他能回国走走，瞧瞧变化，或许还能给国家建设提点建议。这邀请来得突然，但对顾维钧来说，却触动了心底的纠结。他知道自己那战犯的标签还没摘掉，国民党时代的一些决策，让他成了那个名单上的人。战犯名单是1949年公布的，列了上百人，包括蒋介石、李宗仁那些大人物，顾维钧因为当过外交部长和驻美大使，也在里头。这名单本来是针对国民党高层的通缉，但随着时间推移，有些人被赦免了，可顾维钧没主动求什么变化。他接到邀请后，没急着答应，而是仔细想了想，最终只回了那句淡淡的话：“我是战犯，我还是不要回去了吧。”这话说出口，透着无奈，也带着自知之明。他不是怕什么，而是觉得以这样的身份回去，会给双方添麻烦。 拒绝邀请后，顾维钧没改变生活节奏，继续保持规律作息，早起看报，下午散步，偶尔画画书法消遣。他的公寓虽小，但收拾得井井有条，书架上全是外交文献和历史书。他跟中国友人的联系没断，偶尔寄信交流国际形势。1983年，他的女儿顾菊珍回国一趟，带去了他收藏多年的文物，包括明代嘉定四先生的墨宝，还有侯峒曾和黄淳耀的手迹。这些东西不是随便的玩意儿，有艺术和历史价值，她捐给了北京图书馆，这也算圆了老父亲的一个心愿。顾维钧虽没亲身回去，但通过女儿的举动，表达了对故土的眷恋。晚年他身体还算硬朗，九十多岁了还能自己料理生活，但1985年11月14日，他在纽约公寓里安静离世，享年97岁。葬礼低调，出席的都是家人和老外交圈的朋友。他的遗体安葬在纽约芬克里夫墓园，那地方埋了不少名人，包括宋美龄。不过，中国这边也没忘了他，上海福寿园有人文纪念区，列了他的名字，算是对这位外交家的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