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亨继位后，给李隆基写信：父亲，你回来做皇帝，我依旧做太子。不料，李隆基回信说：“我不回长安，把剑南道给我，我在此终老。”李亨一听，就急了。 为何一封家书能让新帝如此焦灼？ 马嵬坡下的泥土还沾着杨贵妃的血迹，这对父子的权力棋局已悄然落子。李亨在灵武城头黄袍加身时，李隆基正带着残部躲在成都的行宫，手里捏着剑南道的舆图——那是大唐西南的粮仓，也是他最后的底气。 李亨怕的不是父亲回来重掌大权。 他怕的是剑南道一旦成了“太上皇封地”，那些还在观望的节度使会怎么想？安禄山的叛乱还没平定，若成都再竖起一面龙旗，自己这个皇帝，岂不成了天下的笑柄？ 李隆基不是没见过风浪的人。 长安城的宫墙记着他的少年：十五岁带兵诛杀韦后党羽，刀锋划破宫袍时，他脸上还沾着血；三十岁登基，用姚崇的“十事要说”整顿吏治，让粮仓的谷子堆到发霉，丝绸之路的商队从长安排到敦煌。那时的他，站在含元殿上，听着“开元盛世”的称颂，以为自己能让李唐的江山永远稳如泰山。 可晚年的华清池，泡软了他的骨头。 杨国忠把朝堂变成自家后院，安禄山的胡旋舞跳碎了边防，连他最爱的杨贵妃，都成了士兵哗变时的牺牲品。马嵬坡下，他眼睁睁看着白绫勒紧那抹倩影，却连一句“住手”都喊不出来——那一刻，他或许就明白了，权力这东西，握不住的时候，比刀剑还伤人。 李亨的“请回”，本就是场试探。 他算准了父亲不敢真的割据剑南道，更算准了成都官员不敢违抗新帝的命令。当李隆基发现膳食里的羊肉越来越瘦，驿站送来的奏章被层层拦截，他终于懂了：儿子不是在请他回家，是在逼他交出最后一点尊严。 有人说，李隆基索要剑南道，不过是老年人的任性。 毕竟七十六岁的他，早已没了当年起兵夺权的雄心，或许只是想在蜀地的竹林里，听着雨声回忆开元年间的月光。可李亨不信，或者说，他不敢信——皇权面前，亲情从来都是奢侈品。 762年的春天，甘露殿的梨花开了又谢。 李隆基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麻雀啄食地上的花瓣，忽然想起当年给李亨写信时的场景：案头的剑南道舆图还摊着，墨汁在“成都”二字上晕开一个小团。他终究没能去成剑南道，就像李亨终究没能真正“退回太子位”一样。 十五天后，李亨也跟着走了。 父子俩的棺椁并排停在太极殿，一个当了四十四年皇帝，一个只做了六年。史书上写着“父子相继崩”，却没说，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有没有说过一句除了权力之外的话。 长安的风，依旧吹过朱雀大街。 只是那风里，再也没有开元盛世的驼铃声，只有父子俩隔着宫墙的叹息——权力这杯毒酒，喝的人以为是甜的，醒的时候，早已肝肠寸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