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包公现象谈传统与现代化——在开封大学的讲演 5月18日，初夏的风裹挟着暖意吹拂汴梁大地，晴空万里，暑气渐生。上午8时30分，开封大学科研处处长驱车来迎，河南大学的孟、徐两位友人相伴同行，我应邀前往这所地方院校，作一场题为《传统与现代化》的学术讲演。 开封大学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以专科教育为主，工科特色鲜明，三千余名学子朝气蓬勃。能容纳五六百人的礼堂内座无虚席，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满含期待，让我不由得将讲演的切入点，落在了他们最为熟悉的本土文化符号——包公祠与包公现象之上。 谈及包公，人们总会想起“铁面无私”“为民作主”的千古美名。这位北宋名臣，早已超越历史人物的范畴，化作一种文化象征，深深烙印在国人的精神世界里。从包公现象出发，我们不难窥见中国封建时代道德与法律的纠葛：彼时的“法”，往往依附于道德伦理与皇权意志，“有法难依、执法不严”的弊病，植根于传统社会的文化土壤。而百姓对“包青天”的热切期盼，恰恰折射出小农经济背景下，“为民作主”的政治意识根深蒂固——人们习惯于寄望贤明官员的垂怜，却鲜少主动追求自身的权利与义务。 由此延伸至现代化进程，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这不仅是制度层面的革新，更是思想观念的转型。要从“盼青天”转向“守权利”，从“人治”的惯性走向“法治”的自觉，其间的挑战与困难，值得每一位思考者深思。近两个小时的讲演，台下始终专注，结束时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理论思维的力量，也看到年轻一代对传统与现代的深沉思索。 中午，孟君邀我至家中做客，席间闲谈，话题不觉转向河南的行政区划与经济脉络。作为人口近亿的大省，河南下辖百余县域，人口规模悬殊，小县三四十万，大县逾百万。追溯历史，元末战乱曾让这片中原沃土人口锐减，据史料记载，洪武年间，信阳、兰考等十余州县人口不足千户。为恢复生产，从洪武二年到永乐五年，中央政府组织大规模移民，山西洪洞县广济寺的大槐树下，成了无数移民的离别之地。如今，河南乡间百姓多自称“洪洞后裔”，这段迁徙史，也为中原文化埋下了独特的伏笔。 只是，当年背井离乡的多是失去土地的贫雇农，文化素养相对低下，这是否是明清以降河南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清乾隆年间，河南巡抚尹令一巡察后曾痛陈时弊：豫省民风淳朴却不善经营，生计全赖土地产出；水利失修，旱涝无防；百姓不识农时，耕作粗放；盐碱沙地遍野，良田荒废；即便盛产棉花，也多贩往江南，省内却“旷废女工，家有机杼者百不得一”。尹令一抚豫之时，距明初移民已过三百五十余年，而如今，又距尹令一的时代过去了二百五六十载。置身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昔日的洪洞后裔们，与素来善于经商的江浙村民相比，面对时代机遇，又会作出怎样不同的选择？此次河南乡村考察，这一问题始终萦绕在我心头。 午后四时，我辞别友人，返回旅舍稍作休憩。床头摆放着一本刚购置的《中国的现代化》，由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翻开书页，翔实的资料、中肯的论述与独到的见解，令人读来兴致盎然。掩卷沉思，不禁感慨：身处时代浪潮之中，要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及其变迁作出深刻思考，离不开两个前提。其一，须挣脱名利的枷锁，跳出营营役役的功利计较，以“出世”的心态审视社会，方能做到“寂而能照”；其二，要善于借鉴西方理论界的研究方法，汲取其概念与假说的养分，却又不盲从、不迷信。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正是当代中国学者面临的考验。 暮色渐浓，窗外的汴梁城褪去白日的喧嚣，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仍在这片土地上静静上演。开封 开封历史 开封现状 开封市环境 开封产业转型 开封城历史变迁 开封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