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梅艳芳去世不久后，他的主治医生在一次采访中透露：“其实梅艳芳的病完全是有可能治好的，但就因为一件事，她主动放弃了治疗！” 那是一场这一方也没赢、那一方却也不算输的赌局，哪怕此时距离2003年已经过去许久，当年的主治医生谈起那张“生死状”，语气里仍透着惋惜与困惑。 在医学的理性视角里，这就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2001年在养和医院查出的病灶并不算大，只要接受切除手术配合放疗，八九成的生机触手可及。但对于梅艳芳来说，生命从不是一道只有存活率的单选题。当那个长在体内三厘米左右的阴影，成了医生口中“切掉就能活”的筹码时，她却坐在堆满资料的书房里，整整两天没出门，最后把方案推了回去。 那是一个极其反常识的决定，甚至显得有些“疯魔”。外界只道她是讳疾忌医，实际上，她比任何人都更像个严谨的科研者。为了搞清楚那个即将被拿掉的器官到底意味着什么，她甚至动用了在这个领域极为冷门的人脉——私下联系东京的声学实验室，拿到了一份详尽的技术报告。 她在那些晦涩的图纸里找到了那个也许连外科医生都会忽略的连接点：腹压与共鸣。在她的逻辑闭环里，切除手术这一刀下去，断掉的不仅是病灶，更是作为歌者的气息之根。医生试图用生存率说服她，她却拿着人体声带结构图，一遍遍计算腹腔环境改变后的声音损耗。 比起死亡，她更恐惧的是那个站在舞台中央发不出声音、或是声音“不再是梅艳芳”的自己。正如她后来翻看资料时对朋友流露出的执念：这手术刀下去，切碎的不止是器官，还有那个从未成真却一直埋在心里的“做母亲的梦”。 为了给声音留一点可能，也为了给那个哪怕只是存在于想象中的“家”留一份完整的念想，她选择了那条满是荆棘的保守治疗之路。 这一路走得异常惨烈。 身体是最诚实的，它不会因为意志的强悍就停止崩塌。在化疗药物与癌细胞的反复拉锯中，她那张曾经精致的脸不得不被更厚的粉底遮盖。2003年的红馆后台，工作人员见证了这具躯体最狼狈的时刻：还没上台，她在幕布后控制不住地干呕，嘴角的血迹擦了又渗出来。那是一种近乎自虐的坚持，哪怕皮肤因为放疗变得脆弱不堪，被重工制作的凤冠压到溃烂，甚至要靠厚厚的敷料遮挡伤口，她依然要再抹一层口红，挺直了腰杆。 那时候，止痛药早就取代了化妆台上的瓶瓶罐罐，成了维持体面的必需品。外界看着她风光地接下新片约、安排巡演档期，没人知道深夜做完放疗，她是顶着输液管在改歌词；也没人知道，她盯着医生那张残酷的判决书时，没有追问还能活几个月，只是甚至有些卑微地讨价还价：“演唱会的档期，能不能帮我再往后挪一点？” 因为只有站在聚光灯下，那些正在侵蚀骨血的痛楚似乎才能被掌声短暂麻痹。演唱会进行到那首经典的《夕阳之歌》时，她需要在后台极其艰难地把身体塞进那套沉重的婚纱。 而在没人看见的暗处，她的手抖得几乎握不住麦克风，每唱到一个高音，就要哪怕咬破嘴唇也要把那声本该冲口而出的痛哼压回肚子里。台下的万千观众在那场特殊的“婚礼”上哭成一片，却鲜有人知晓，台上那个说着“把身体交给舞台”的女人，此时为了维持站立的姿势，双腿已经麻木到近乎失去知觉。 直到临终前的黑夜，在这场漫长的博弈即将画上休止符时，她躺在病床上最在意的依然不是那一连串报警的生命体征。她死死盯着天花板，用那把并未因为手术而受损的嗓子，轻轻问了医生一句：“观众还觉得我的声音像以前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才缓缓闭上了眼。没人知道她在最后的时刻，是否看见了那个身穿亲手缝制的绣着牡丹花寿衣的自己，或者是那个为了完整的声音与尊严而放弃生的机会的“梅艳芳”。这大概是医生见过最固执的病人，但也只有这样的固执，才能解释为何有人会在生命倒计时里，不仅要把声带完整地带走，还要把那个关于母亲、关于舞台、关于完整自我的幻梦，哪怕是用命，也要完完整整地带进终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