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厌家乡，是很正常的。如果不是父母在，我也不愿回广东老家。直白地说，我对“故乡”没什么好感，也不觉得那里有啥可怀念的，所以在外20多年却一点都不思乡，更无什么“怀乡病”。我的一位好友，来自著名的陕西什么“原”，后来武汉上学北京成家，每次言及家乡都近乎咬牙切齿，明确说“痛恨”那里的一切，我能理解这种心情。我对于家乡，倒说不上痛恨，大抵只是无感。 每当春节临近，网络上总会泛起一股粉饰过的“乡愁”，仿佛所有人的老家都贴着田园牧歌的滤镜。但如果我们撕掉那一层“儿不嫌母丑”的道德胶带，在更私密的语境下，你会发现一个令人唏嘘的真相：对于相当一部分从底层突围的人来说，故乡不仅不值得怀念，甚至是一个令人窒息、甚至咬牙切齿想要逃离的梦魇。 那些让你在午夜梦回时感到压抑的，往往不是具体的贫穷，而是那种毫无边界感的“熟人社会”恐怖片。在广东的潮汕与客家交界地带，这种压抑被具象化为那一座座圆形的土楼。在外人眼中，这是世遗名录里的建筑奇迹，但在一个渴望独立精神的十八岁少年眼里，这就像一座巨型的圆形监狱。 这就好比生活在一个三百六十度全景敞开的玻璃房里。一个镇几万人常常同属一个大姓，往上翻几百年都对着同一个祖宗，这种高浓度的血缘网络编织出了一张逃无可逃的大网。你没有任何隐私可言，物理上的门帘毫无意义，因为邻居村人觉得只要你是村里的一份子，他们就有权在任何时候——哪怕是你睡觉的时候——掀开帘子进来闲扯几句。 这种环境下，信息的传播速度甚至比现代的光纤网络还要惊人。哪怕是两口子半夜关起门来吵了一句嘴，隔天清晨就能变成几百人嚼烂的谈资。长期浸泡在这种仿佛带有隐形监控的生存空间里，人的性格会被这种无形的控制力逐渐打磨得扁平且拘谨。许多南方农村出身的孩子，即便走进了大城市，依然显得过于内敛、放不开，不敢搞怪，笑起来都要抿着嘴。这不是单纯的性格内向，而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应激反应——因为在老家，任何一点“出格”都会招致全村的侧目。 即使在现代社会，农村依然保留着某些原始的权力结构。那个来自陕西某“原”的朋友，哪怕后来在北京成了家，提到老家时依然恨得后槽牙都要咬碎。这种恨意，往往源于家族势力的倾轧。就像那位江西老表的经历，作为三代单传的弱势家庭，又碰上家境贫寒，在村里基本上就是被随意揉捏的软柿子。 在这种环境下，“逢善欺、逢恶怕”并非一句空洞的俗语，而是每天都在上演的现实剧本。当你的家庭在村里的权力结构中处于底层时，你记住的就不会是邻里互助的温情，而是无休止的打压与白眼。许多人拼了命读书，那个“要走出大山”的奋斗目标背后，原本的动力可能根本不是为了建设家乡，而是为了能够堂堂正正地获得一张逃离原生泥沼的单程票。 正如那句残酷的大实话所言：只有那些拥有深厚人脉资源的望族，才会选择世世代代留守故土，享受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家贫无势的子弟，只有远走他方，在陌生的大城市里依靠规则而非关系，才能找到安身立命的尊严。 二十多年过去，当年的少年们早已在他乡生根。随着父母那一辈的离去，这条与故乡连接的脐带实际上已经断裂。这时候，对待故乡的态度，就分化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成年人哲学”。 一种是维持着体面的“客随主便”。就像那位五十岁知天命的游子，父母不在了，但祖坟还在。每一两年回去一次，无论是祭祖还是探望旧友，都恪守着一种微妙的距离感——只吃饭，不住家，晚上必须回到县城的宾馆。对于那些并未深交的亲戚，通知到了就随个礼，没通知绝不主动往上凑。与其说是回乡，不如说是把它当作一处需要定期打卡的公事出差地点。哪怕曾受过欺压，如今年过半百也选择用“感激帮助，无视欺凌”来自我和解，把那段经历当成逼迫自己强大的燃料。 而另一种，则是决绝的彻底切割，是对“落叶归根”这个传统神话的终极反叛。有些人哪怕已经凭借子辈的出息，随着子女迁居到了江浙富庶之地，彻底摆脱了当年的穷困，但心中那口恶气依然难消。即使每年不得不回去祭祀父母祖辈，看着那些曾经欺辱过自己的面孔，童年的那些滤镜早已破碎不堪。他们甚至已经给后代立下了最叛逆的遗嘱：死后绝不进那所谓的宗祠，哪怕是做鬼也不愿再回到那个充满熟人审视的地下世界，宁愿将骨灰抛洒在异乡的江河里，彻底断了这绵延几百年的“地缘枷锁”。 老辈人常说，那个地方让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最后都要死于斯。从一个土楼搬到后山的坟包，在地下继续维持着生前的熟人圈子，这对于习惯自由灵魂的人来说，这不仅仅是无聊，更是一种永世不得超生的恐怖。 所以，别再苛责那些对家乡无感甚至反感的人了。承认自己不喜欢那个生养之地，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相反，敢于直面这种真实的情绪，不再用虚伪的漂亮话去粉饰那段并不美好的记忆，这才是真正的人格独立。任何爱都是有条件的，故乡若未曾给过你尊严与自由，你便不必对它回以深情。在这个流动的大时代，心安之处，才是真正的归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