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走到悬崖边，总会逼人做选择。是跪着求生，还是站着搏命？蒋介石选了一条让人脊背发凉的路——他在日记里写过：“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这话的骨头缝里，透着一股旧时代老爷的凉气：宁可把家当送给外人，也绝不让给自家“长工”。 于是九一八枪响，东北一夜变色，蒋介石的命令是“不抵抗”。几十万大军一枪不发，撤进关内，把黑土地和三千万父老拱手让给刺刀。接着是《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华北一寸寸被蚕食，他却把精锐部队全调去“剿共”，还说“抗日三天就会亡国”。在他心里，中国可以死，但必须死得“体面”——像一场有列强观礼的葬礼，而他和他的阶级，还能在葬礼上做个司仪。 但中国凭什么要死？ 另一群人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当蒋介石的“不抵抗”电报还在空气中飘着，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人就发出了全国第一声怒吼：“立刻动员全国，武装抵抗日本侵略！” 哪怕自己正被围剿，血战湘江后从八万六千人打到只剩三万，哪怕缺粮少弹、伤员遍地，他们依然派出一支“北上抗日先遣队”，用血肉之躯背着160万份传单冲向敌占区。队长方志敏被捕就义前，在狱中蘸着血写下《可爱的中国》：“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这不是口号，这是一个民族不甘做亡国奴的魂魄在燃烧。 为什么如此不同？ 因为蒋介石的“中国”，是租界里的洋楼、官僚的权柄、地主田契上的印章。而毛主席的“中国”，是田里直起腰的农民、是车间满手油污的工人、是千万个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普通人。一个在计算“体面投降”的价码，一个在思考“如何让四万万人活下去”。 抗战全面爆发，两条路终于摊牌。蒋介石指望英美调停，只让正规军去硬拼，结果百万大军一溃千里。更讽刺的是，他派到敌后的五十万部队，因为抢粮拉夫、欺压百姓，要么投降日军当了伪军，要么被老乡们用锄头赶出了村子。脱离人民的枪杆子，不过是无根的浮萍。 而毛主席把兵散进群山，喊出一句话：“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八路军钻进太行山，不抢粮、不拉夫，帮着老乡种地挑水；新四军在芦苇荡里建起“抗日小学”，教孩子识字唱歌。聂荣臻带两千人进晋北，一年不到，队伍滚雪球般扩到四万——老百姓用小米喂大了这支军队，用独轮车推出了一个个根据地。 没有钢盔机枪？那就造地雷、挖地道，让侵略者每进一步都踩在人民战争的火山口上。 这才是真正的“活下去”。不是苟延残喘的“亡国奴”，而是挺直脊梁的“主人翁”。当蒋介石忙着和列强周旋、计算利益得失时，毛主席在延安的土窑里写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信的不是武器，是唤醒的人心；他守的不是城池，是人心里的中国。 今天，我们脚下的土地、碗中的米饭、头顶再无轰炸机的天空，都在回答八十年前那道选择题：一个愿意为权贵当“体面司仪”的政权，终会被扫进历史；而那个选择与最底层百姓共生死的政党，带着这个民族从尸山血海中，跌跌撞撞地“活”了出来。 这不是成王败寇的故事，这是生死路口的抉择——蒋介石要的，是一个阶级的死而不僵；毛主席争的，是一个民族的向死而生。 所以，若有人问“为什么是毛主席”？答案就藏在他那句朴素如泥土的话里：“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种子落入沃土，才能长成参天森林；而脱离大地的浮萍，纵有再多金玉装饰，也终将在时代的洪流中，枯朽无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