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徐志摩借住胡适家，被好友拉出去逛青楼。 那天北平的风刮得紧，他裹着件洗得发白的长衫，跟着朋友穿过八大胡同的红灯笼，脚步里全是不情愿。 谁能想到，这个写出“轻轻的我走了”的诗人，会在生活里活得这么拧巴。 那段时间徐志摩总往胡适家跑，不是为了谈诗，是真没地方去。 北京上海来回飞，每月三四趟，行李箱轮子都磨平了。 北大、清华、法政大学三处的课要上，晚上还得赶稿子，偶尔还要帮人看房子赚佣金。 朋友们说他是“空中飞人”，只有他自己知道，机票钱都是跟朋友凑的，有时候连件体面的外套都找不到。 陆小曼喜欢住在上海的别墅里，佣人要请三个，胭脂水粉得用进口的，后来还染上了鸦片瘾。 每次徐志摩从北京回去，一进门就能闻到甜腻的烟味，桌上堆着没开封的洋货。 他劝过，吵过，最后还是得乖乖去赚钱。 1926年结婚时梁启超在证婚词里骂他们“以个人幸福为前提，不顾道德”，当时他只当是老辈人保守，后来才明白，有些债，浪漫根本还不清。 张幼仪是他躲不开的过去。 1920年在德国，她怀着二胎，徐志摩却递来离婚协议，说“无爱之婚姻忍无可忍”。 后来他遇见林徽因，写了无数情书，可林徽因最后选了梁思成，理由很实在：“我不能做第二个张幼仪。”这话像根刺，扎在他心里很多年。 直到1931年林徽因要在北京开演讲，他听说了，再忙也要赶回去，好像去了就能弥补什么似的。 那天在八大胡同，朋友推他进房间，他却站在窗边看月亮。 后来江东秀胡适的太太听说了这事，没说什么，只是托人给他捎了件新做的棉袍。 他收到时正在赶去机场的路上，把棉袍叠好塞进包里，想着演讲结束就去谢谢她。 本来想坐火车，可火车太慢，正好有朋友说有架免费的邮机去南京，他没多想就答应了。 1931年11月19日，济南上空起了大雾。 那架“济南号”邮政飞机撞在了开山山顶，《申报》第二天的报道里写“机身全毁，乘客无一生还”。 人们在残骸里找到他烧焦的手稿，还有半张没写完的信，收信人是陆小曼。 张幼仪后来在上海开了女子商业储蓄银行，成了商界有名的“张总经理”，提起徐志摩，只说“他是个诗人，不是个丈夫”。 陆小曼戒了鸦片，把他的诗一首首整理出来，晚年住在小公寓里，桌上总摆着本《志摩诗集》。 林徽因写《徐志摩全集》序时，钢笔尖在纸上顿了很久，最后只写了一句“他的诗里，有我们一代人的梦”。 当年借住胡适家时那件洗得发白的长衫，和八大胡同里他转身看月亮的背影，或许正是这位才子一生的注脚。 他用诗句把爱情写成天上的云，却忘了现实里的云，终究会变成雨，淋透所有没撑伞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