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一对夫妻狱中受尽折磨后将被处死。临刑前，敌人说：要上路了，有啥要说吗？男同志听后，脸一红提了个要求。 1928年深秋的长沙，空气里混着潮湿的霉味和生铁锈蚀的气息，这里是除了阎王殿外最不想让人涉足的地方——陆军监狱。 那是死刑执行前的一刻，气氛诡异得如同绷紧的弓弦。特务头子带着猫捉老鼠的戏谑，想要在那张被打得面目全非的脸上找到一丝崩溃的裂纹。冰冷的枪口、叮当响的脚镣，都在等着看这块“硬骨头”最后的笑话。 这时候，如果那个浑身血污的男人破口大骂或者高呼口号，敌人都觉得正常，可谁也没想到，25岁的陈觉，在这个要把命交出去的节骨眼上，做了一个让所有刽子手都当场发愣的举动。 他脸红了。 你没听错，不是被烙铁烫红的，也不是充血，而是一种如同少年初见心上人时的那种羞涩的红晕。这个在老虎凳上骨头都要断了也没哼一声的硬汉，那一刻嗫嚅着，向那些不久前还在对他灌辣椒水的人提了一个要求：“要上路了，我想和她……再合张影。” 在那个被死亡笼罩的阴森角落，这不仅仅是一个请求，这分明是一场并没有仪式的婚礼。 要是把时光倒回两年前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这脸红的伏笔其实早就埋下了。 那会儿是1926年，莫斯科的图书馆里只有翻书的沙沙声，没有后来那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一个是河北的一身硬气，一个是湖南的一腔热血，两个年轻人的结合简陋得让人心疼。 没有戒指，没有鲜花，更别提什么像样的仪式，哪怕是一条像样的红头绳都没有。他们唯一的定情信物，说出来都觉得沉甸甸的——那是一个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救那个破碎旧中国的约定。 被捕后的日子，那是真的把人往死里整，什么灌辣椒水、用竹签一点点往指甲缝里钉，甚至那些只能在噩梦里出现的刑罚，轮番在两人身上演练。 可陈觉是个异类，肉被烫烂了，嘴却像是焊死的铁门，为了撬开他的嘴，敌人使出了最下作的手段，把他那同样身陷囹圄、挺着大肚子的妻子赵云霄拖到了面前。 哪怕到了这一步，那份深情也没变成软肋，反而成了最坚硬的铠甲。 监狱里的那一幕，只要想起来就让人揪心，陈觉被提审回来时，身上几乎找不到一块好肉，血水混着脓水把破囚衣都粘在了皮肤上。 赵云霄自己也没好到哪去，腿上是被重刑过后的剧痛，却还是要咬着牙，拖着沉重的孕肚一点点挪过去。她没有药，就用自己那是早就破烂不堪的囚衣去擦丈夫的伤口，用体温去暖他冰冷的手。 陈觉疼得直哆嗦，但只要还能动弹，他那双伤痕累累的手就会本能地去摸妻子的肚子，嘴里念叨着的不是疼，而是哄着那个还没见过光的孩子：“爹娘都在呢，别怕。” 所以，当临刑前陈觉提出要合影时，这哪是什么心血来潮，这是他在这个世间最后一次能行使“丈夫”这个权力的时刻。 特务们最终还是把相机搬来了，解开了镣铐，镜头里，陈觉那一抹红晕，不是恐惧，是他作为丈夫对妻子未能白头偕老的最后歉意，也是他在血腥修罗场里仅存的一点儿温存。 就在那个秋天，陈觉高唱着那一曲激昂的悲歌，率先倒在了枪口下，那一刻，他没有回头，因为他把所有的柔情都锁在了那张合影里。 活下来的人，其实更苦。陈觉走后，因为怀有身孕，赵云霄被暂缓行刑，但这种“缓刑”，简直是精神上的凌迟。她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还要面对一个更残酷的现实：孩子要出生在监狱里。 1929年2月，一声啼哭打破了监狱死一般的沉寂，一个女婴在这个满是霉味的地方降生了，赵云霄给她取名叫“启明”，意思是盼着天亮，盼着光明。 为了这最后的一点骨血，这位母亲在寒冬腊月里，解开衣服用体温去暖尿布，从自己那难以下咽的牢饭里省下每一粒米，只为了能有点奶水喂给孩子。 日子在倒数，每过一天，就是离死神更近一步，3月24日，那张早已注定的催命符——死刑通知书还是到了。借着昏暗的灯光，赵云霄给刚满月却注定要成孤儿的女儿，写下了那封至今读来都让人肝肠寸断的绝笔信。 她写道：“小宝宝，你是个不幸者……生来不知生父是什么样……”每一个字，都是蘸着心头血在写。她甚至没办法看着孩子长大，甚至无法保证这个动荡年代里孩子能否活下去。 仅仅过了两天，赵云霄最后一次给女儿喂完奶，仿佛是完成了一场神圣的仪式，然后，这个23岁的姑娘，像当初她的丈夫一样，决绝地转过身，走向了刑场。 更让人唏嘘的是命运的捉弄，那个承载了父母全部希望、叫“启明”的孩子，虽然被祖父母接走，却终究因为体弱多病，在4岁那年便夭折了。 那个在枪口前脸红的男人，那个在狱中暖尿布的女人，他们撕去了“烈士”这个光环下的冰冷标签，把最真实、最痛彻心扉的爱与人性摊开在我们面前。他们也会害羞，也想过那种哪怕只是合张影、拜个堂的俗世生活，可为了那个更大的约定，他们把这一生的“红”，都流尽在了通往黎明的路上。 信源：人民网. (2014, 2. 19). 革命夫妻陈觉赵云霄的英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