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老师突然问到：“太阳中心的温度是多少？”李政道脱口而道：“我从书上看过，大概1000万度。”费米听完批评他：“你这样是不行的！” 费米这人挺有意思的，他不爱听学生背书。这位后来拿了诺贝尔奖的大物理学家，那时候在芝加哥大学带着一群年轻人做研究，李政道就是他学生中的一个。那天费米突然抛出这个问题，李政道答得飞快，数字也精准，可费米眉头皱起来了。 “你这样是不行的！”这话扔出来，教室里估计静了几秒。李政道那时候二十出头，正是聪明外露的年纪，从书上看来的知识记得牢牢的，回答得多漂亮啊。但费米要的不是这个。 费米在乎的不是你记住了一个数字，他关心的是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它靠不靠谱，背后那根逻辑的链条你能不能自己搭起来。你想想，1946年，二战刚结束，原子弹的阴影还在头顶悬着，费米自己就是亲手点燃第一座核反应堆的人。他太清楚了，科学这东西，光会背现成的结论，顶多当个技术员；真要做点开拓性的事情，你得有能力在没路的地方摸出条道来。 费米自己就是个“动手派”的天才。传说他为了估算核爆炸的当量，能在试验场把碎纸片往天上一撒，看纸片被气浪吹多远，心里瞬间就估摸出个八九不离十。他相信数量级的直觉，相信基于基本原理的粗略估算，胜过相信死记硬背的精确数字。你李政道说“1000万度”，那好，太阳为什么是这个温度？再往前推，这个温度怎么测、怎么算？依据是什么？误差可能有多大？这些问题，才是费米那双灰蓝色眼睛真正盯着的东西。 那个年代，物理学正处在一个辉煌又混乱的转折点。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大厦已经立起来了，但里面好多房间还没收拾清楚。像费米这样的奠基者，他们习惯了一切从第一性原理出发，自己推导，自己验证。他们不迷信权威，甚至不迷信教科书。因为很多教科书上的内容，可能就是他们自己前些年刚弄明白的。费米批评李政道，其实是把他当成了可造之材，在用最高的标准雕琢他：别满足于当知识的搬运工，你要成为知识的创造者。 这事儿放到今天，味儿就更足了。我们随手一搜，什么都知道，太阳中心温度？1500万度，比李政道那时候的数字还精确。AI能在一秒钟内给你整理出十种测算方法和完整的历史沿革。我们看起来比1946年的李政道“知道”得多得多。可这不正是费米最担心的吗？知识获取得太容易，我们反而忘了追问，这些知识是怎么产生的，它的边界在哪里，它会不会出错。 我们习惯接受结论，轻视过程；崇拜标准答案，害怕不确定性。我们的教育常常奖励“李政道式的流畅回答”，却很少鼓励“费米式的笨拙追问”。你能脱口而出标准答案，那是聪明；但你能跳出答案，去审视问题本身，去构建自己的思维路径，那才是智慧。前者让你在考试中获胜，后者才能让你在真实的、复杂的世界里，解决从未有人解决过的问题。 费米那句“你这样是不行的”，敲打的何止是一个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它敲打的是所有求学者的惰性。科学精神的精髓，从来不是一堆冷冰冰的数字和定理，而是那种炽热的、不息的怀疑与探索的冲动。你得学会在相信之前先怀疑，在接受之前先自己搭建一座思维的桥走过去看看。太阳的温度可以写在书上，但如何接近真理的方法，只能写在你自己的思考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