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苦吞尽，把甜揉进糖丸，用一辈子，换中国孩子远离小儿麻痹症！ 这位用一生守护孩童健康的人，名叫顾方舟。 1955年，江苏南通突然暴发小儿麻痹症疫情，1680名儿童骤然瘫痪，466条幼小生命戛然而止，疫情随后迅速蔓延全国，家长们谈病色变，只能把孩子紧锁家中。 彼时31岁的顾方舟刚从苏联学成归国，带着医学副博士的头衔，本在专注乙型脑炎研究。 卫生部一纸紧急通知打破了平静，副部长崔义田开门见山的嘱托，让他毅然放下手头工作——“专职搞脊髓灰质炎防控”。 见过太多家长背着瘫痪孩子含泪求助的模样，听过孩子因呼吸中枢受损窒息而亡的悲剧，这个童年饱受亡国之苦、立志“学成报国”的科学家，心里清楚这是一场不能输的战役。 疫苗研发的第一道难关，是选择技术路线。国际上有死疫苗和活疫苗两条路，死疫苗安全但价格昂贵，一针就要几十元，三次接种费用对当时的中国家庭而言难以承受，且无法阻断病毒传播；活疫苗成本仅为死疫苗的千分之一，免疫效果更持久，却需承担安全性验证的风险。 顾方舟翻遍所有公开资料，结合我国上亿适龄儿童的防疫需求，果断建议走活疫苗路线，“不能让钱成为孩子保命的门槛”。这个决定背后，是他对国情的精准判断，更是科学家的责任担当。 1959年，顾方舟带领团队远赴昆明远郊的花红洞，在荒山上建起实验室。那里交通闭塞，物资匮乏，停水停电是常态，科研人员要背着冰山上的毒种深夜赶路，无菌室里酷暑难耐时常有人中暑。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仅用九个月就完成了研究所的建设。动物试验成功后，人体临床试验提上日程，顾方舟第一个拿起疫苗溶液一饮而尽。 一周观察期里，他每天监测自己的生命体征，直到确认安全，眉头却未舒展——成人有免疫力，疫苗对孩子是否安全仍是未知数。 “我自己的孩子不吃，让别人孩子去吃，这不太仗义。”顾方舟瞒着出差的妻子，给刚满周岁的儿子小东喂下了疫苗。 在他的感召下，同事们也纷纷让自家孩子参与试验，凑齐了所需的儿童受试者。那些日子，顾方舟夜里守在儿子床边，稍有动静就立刻起身查看，每一个喷嚏、每一次踉跄都让他心惊肉跳。 三十天后，所有孩子均无异常，临床试验顺利通过，他和同事们相拥而泣，这泪水里藏着为人父的牵挂，更有科研突破的喜悦。 1960年12月，首批500万人份液体疫苗生产成功，投放的11个城市疫情迅速得到控制。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液体疫苗需冷藏保存，彼时我国缺乏冷链运输系统，偏远地区的孩子根本用不上。 顾方舟看着试剂瓶里的疫苗，突然萌生想法：“能不能做成糖丸？”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试验，兼顾口感与药效的糖丸疫苗问世，常温下可存放多日，家用冰箱能保存两个月。 为了让疫苗抵达偏远山区，他想出“土办法”——把冷冻糖丸装进保温瓶运输，让这抹甜意跨越山川湖海。 从1957年临危受命到2000年中国被世卫组织认证为无脊灰国家，顾方舟用44年走完了消灭脊髓灰质炎的长征路。74岁的他在证实报告上签字时，手抖却坚定，这个承诺他兑现了一辈子。 晚年的他仍心系防疫事业，弥留之际紧紧抓住后辈的手，留下最后的嘱托：“孩子们快快长大，报效祖国。” 顾方舟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用一颗糖丸护佑了亿万儿童的健康。他吞下的是科研的艰辛、试药的风险，揉进的是对孩子的疼爱、对国家的赤诚。 如今，脊髓灰质炎已淡出大众视野，但那粒甜甜的糖丸，早已成为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更镌刻着一位科学家的责任与担当。真正的英雄，从来都是于危难中挺身而出，于平凡中坚守初心。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