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目！“北大终身教授”季羡林曾说：“如果还有来世，我情愿不读书，不留学，不当教授

泪目！“北大终身教授”季羡林曾说：“如果还有来世，我情愿不读书，不留学，不当教授。就待在母亲身旁娶个媳妇，生些孩子，种个田地。悔呀！世界上无论什么名望，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字也不识！” 2001年的春天，山东临清官庄的土路上，走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穿着朴素的灰布衣裳，脚踩圆口黑布鞋，步履蹒跚却眼神坚定，身后跟着几位家人。 “娘，儿子来看您了……”沙哑的哭声混着春风，听得周围人鼻尖发酸。 这位老人心底藏了一辈子的话，此刻终于对着母亲的墓碑说出口：“如果还有来世，我情愿不读书，不留学，不当教授。就待在母亲身旁娶个媳妇，生些孩子，种个田地。” 季羡林这一跪，跪的是跨越近七十年的愧疚。六岁之前，他还是母亲跟前的小尾巴，母亲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那双长满老茧的手，曾无数次牵着他走过田间小道，帮他拂去衣角的尘土。可1917年，为了让他有更好的前途，家人决定送他去济南投奔叔父读书。 离别那天，母亲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没说多少挽留的话，只是一个劲地抹眼泪，把家里仅有的几个白面馒头塞进他的包袱。 年幼的季羡林似懂非懂，以为只是短暂的分别，却没想到，这一去，就成了与母亲聚少离多的开端。此后十几年里，他只回过三次故乡，每一次都是奔丧，要么是大奶奶去世，要么是父亲离世，最后一次，便是母亲永远离开了他。 1933年初秋，正在北平读大学三年级的季羡林，收到了家里寄来的加急书信。信上只有寥寥数语，却像一把重锤砸懵了他——母亲病逝了。 他来不及收拾太多东西，连夜赶火车、转汽车，一路颠簸了两天两夜，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可推开那扇熟悉的柴门，没有母亲熟悉的迎接声，只有一口漆黑的棺材静静地停在院子中央。 他甚至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连一句告别都没来得及说。那一刻，所有的思念、自责、悔恨瞬间爆发，他扑到棺材上放声痛哭，哭声撕心裂肺，把这些年积压的委屈和愧疚都哭了出来，任凭乡亲们怎么拉、怎么劝，都停不下来。 那些天，季羡林守在空荡荡的老屋里，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母亲的痕迹。烟熏火燎的灶台边，还放着母亲生前用过的炊具，锅里似乎还残留着淡淡的饭菜香；院子里的那口砖井，母亲曾无数次在这里打水、洗衣，他还记得小时候，母亲总把凉好的井水递到他手里； 就连母亲睡过的枕头，都还带着她的气息，一想到母亲曾在这枕头上日复一日地思念自己，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他就整夜整夜地失眠，泪水打湿了枕巾。他一遍遍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要执着于远方的功名？ 为什么不能多回来陪陪母亲？为什么连母亲最后一程都没能赶上？这些问题，成了他一辈子都解不开的结。 母亲下葬那天，季羡林像个失去灵魂的木偶，跟着乡亲们麻木地移动。直到看到有人抬起棺材，要往墓地走去，他才猛然反应过来，这是要和母亲永远分开了。 他疯了似的冲上去，想抓住棺材，却被乡亲们拦住。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棺材越走越远，看着泥土一点点覆盖棺木，把母亲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第二天，他就不得不踏上返回北平的路，临行前，他回头望了一眼故乡，长天之下，黄雾弥漫，那份痛彻心扉的悔恨，像藤蔓一样缠绕住他，再也没能松开。 这份悔恨，跟着季羡林走过了北平的寒窗，走过了德国哥廷根的孤寂岁月。在异国他乡的十年里，母亲频频入梦，他常常在深夜哭着醒来，想再抓住梦里的母亲，却只抓到满手的虚空。 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现在才知道，古今中外的母亲都是一样的！”每当看到房东太太期盼儿子回家的神情，他就会想起自己长眠于故乡的母亲，泪水便止不住地往下流。 1934年的日记中，他更是直白地写下自责：“为什么我竟一次也没家去看看母亲呢？使她老人家含恨九泉，不能瞑目！呜呼，茫茫苍天，此恨何极？” 六十年后，年近九旬的他接到约稿，题目是《赋得永久的悔》，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这份“永久的悔”，早已刻进了他的骨血里，他写道，自己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后来的季羡林，成了学界泰斗，拿遍了各种荣誉，见过世界的广阔，读过最深奥的典籍。可在他心里，这些都比不上母亲递来的一碗热粥，比不上在母亲身边的片刻安稳。 1973年，他第一次带着妻儿回到故乡，特意在自己生日那天，来到村南的砖井旁，亲自拿起井绳打水，让儿子和孙子把水抬回家。他想让孩子们知道，父亲、祖父就是喝着这口井的水长大的，这里有根。 而2001年这次返乡扫墓，他心里清楚，或许是最后一次来看母亲了。他在墓前静静待了很久，仿佛在和母亲诉说这些年的经历，又像是在弥补那些错过的时光。 季羡林用一辈子的时光，诠释了什么叫“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总以为，尽孝可以等，等我们功成名就，等我们有了足够的能力，却忘了母亲要的从来不是什么荣华富贵，只是儿女在身边的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