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一个叫叶依奎的老头哆哆嗦嗦地回到大陆。下了飞机，他没回家，直奔组织，当着所有人的面，他撕开自己棉袄的内衬，掏出一份发黄的名单，说：“我叫谢汉光，我回来了。”

主要信源：（中华网——他潜伏台湾42年，新婚9天便与妻分别，70岁回到大陆才知儿孙满堂）

1988年冬天，一架从台湾飞抵广东的航班缓缓落地。

舱门打开，一位头发花白、步履蹒跚的老人扶着扶手走出来。

他手里提着一个磨损严重的旧皮箱，箱子里没有金银财宝。

只有几件换洗衣物、一些翻得边角起毛的资料，还有一份缝在棉袄内衬里、用塑料布层层包裹的发黄名单。

这位老人用的是台胞“叶依奎”的身份。

但他心里清楚，自己真正的名字叫谢汉光，是广东省丰顺县埔寨镇采芝楼村人，更是一名与组织失去联系近四十年的中共地下党员。

谢汉光出生于1917年，家境虽不富裕，但父母咬牙供他读书。

他聪明刻苦，1940年前后考入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专业。

那时的广西大学名师云集，校园里抗日救亡氛围浓厚，许多中共党员教师秘密开展爱国宣传。

谢汉光原本只想做个踏实读书的农家子弟，却在耳濡目染中逐渐接受了进步思想。

他参加抗日活动，阅读进步书籍，与梁铮卿、陈仲豪、张伯哲等同窗成为挚友。

这群年轻人常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前途，谁也没想到，日后他们会走上同一条潜伏台湾的险路。

大学毕业后，谢汉光进入广西大学农学院工作，后升任柳州黔桂铁路农场主任。

1945年抗战胜利，他辗转来到香港，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彼时，台湾刚从日本殖民统治下光复，国民党接管后却腐败横行，民众怨声载道。

中共中央为解放台湾做准备，急需专业人才潜入岛内。

谢汉光的导师即将赴台担任林农实验所所长，特意邀他同行。

谢汉光第一时间向组织汇报，经批准后，他以林业专家身份赴台，实则肩负地下工作重任。

1946年，谢汉光新婚第九天，接到赴台命令。

妻子曾秀萍虽不舍，却深知丈夫所肩负的使命，含泪送别。

临行前，谢汉光回头对村口的妻子喊道：“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他不知道，这一别就是42年，更不知道，妻子当时已怀有身孕，独自在家乡守候一生。

到台湾后，谢汉光凭借专业能力进入台湾省林业试验所莲花池分所，很快升任所长。

他利用职务之便，协助地下党开展工作，安排战友张伯哲、陈仲豪等人潜伏，创办“海燕读书社”传播进步思想。

那几年，台湾地下党组织迅速发展，却因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白色恐怖加剧而陷入危机。

1949年，《光明报》事件爆发，国民党在全岛疯狂搜捕地下党员。

同年，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供出大量人员名单，1800多名地下党员被捕遇害，谢汉光也在通缉之列。

危急关头，谢汉光收到张伯哲的示警信，连夜逃往台中，后又辗转至台东。

在村民杨溪伯帮助下，他躲进高山村，顶替早已失踪的村民“叶依奎”的身份，办了身份证和户籍。

从此，谢汉光“死亡”，农民叶依奎“诞生”。

这一藏，就是38年。

在38年里，谢汉光以叶依奎之名务农为生，用所学农业技术帮助村民改良作物，从不提及过往。

他拒绝所有说亲，心里始终惦记着大陆的妻子。

棉袄里的那份名单，是他用生命守护的秘密，上面记着牺牲战友的姓名和嘱托，他怕潮湿，每年都要偷偷拆开棉袄晾晒，再细细缝回。

1987年，台湾开放探亲，七旬老人叶依奎立即申请回乡。

1988年，他终于踏上故土，凭着记忆找到老家。

开门的妇人已是满头白发，两人对视片刻，同时泪流满面，妻子曾秀萍等了他42年，儿子也已长大成人。

谢汉光向当地政府说明身份，却因年代久远、证人大多牺牲，一时难以核实。

起初，民政部门只能按“困难台胞”给他每月20元补助。

但他不肯放弃，坚持向组织申诉。

此事层层上报，引起中央组织部重视。

1994年至1995年间，中组部派人赴广东、台湾多地核查档案，走访仍健在的战友陈仲豪等人，最终确认其身份。

1995年5月，中共丰顺县委组织部正式发文，认定谢汉光自1947年起参加革命工作，恢复其党籍。

并按科员级标准办理离休，每月发放离休金426元。

拿到文件那天，78岁的谢汉光颤抖着双手，泪水滴在纸上。

他卖掉了台湾的房产，在老家盖起一栋二层小楼，与儿孙共同生活。

晚年的他常与老战友通信，为牺牲的张伯哲等人申请烈士名誉。

1996年，谢汉光在家中安详离世，享年79岁。

他的一生，从广西大学的进步青年，到台湾山林里的潜伏者，再到山村中的无名老农，最后回归组织怀抱。

他未曾获得显赫功名，却用42年的坚守，诠释了对信仰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