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机场，张大千登机前，收到一个红绸包裹的礼物，对方说：回到家再拆。飞机升空后，他没忍住，打开了。里面是一幅画——他三十一年前没能带走的那幅画。他坐在机位上，哭了。


张大千提着口半旧的皮箱，站在登机口附近。他六十三岁，一把长须花白，身上的藏青色长衫被汗微微洇出颜色。再过十分钟，就该登机了。


身后有人叫他。声音不高，带着东北口音特有的平直。


他回过头。张学良站在几步开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短褂，脚上是双圆口布鞋。


这人比张大千还小一岁，头发却白得更透，腰板勉强撑着，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他怀里抱着个物件，用红绸子裹着，约莫两卷书大小。


“走那么急？”张学良走过来，把红绸包递过去。


张大千伸手去接，另一只手已经去解那红绸结。张学良的手按在他的手背上。那手掌有层薄茧，触上去有些凉。


“别在这儿拆。”张学良说，“回你的地方再打开。”
“什么东西见不得光？”张大千笑了，眼角的褶子堆起来。
“少废话。”张学良嘴角往上提了一下，很快又平回去，“拿好了，别弄丢。”


广播里开始催促登机。张大千把红绸包接过来，塞进随身的手提布袋。两人站在嘈杂的候机室里，中间隔着三十一年的光阴，一时竟想不出该说什么。


最后还是张学良先开口：“代我问候夫人。”张大千点点头，转身向登机口走去。


波音客机的引擎在跑道尽头轰鸣起来。张大千靠窗坐定，待飞机平稳爬升，他解开安全带，从脚下布袋里取出那个红绸包。


绸子滑开的瞬间，他的手顿住了。


里面是一卷画。绢本，装裱的绫边已经发脆，颜色暗沉得像旧书皮。


他小心翼翼地展开约莫两尺，看见右下角的题款：庚午秋日，大千居士爰于北平。庚午，一九三零年。三十一年了。


那幅画他认得。一九三零年深秋，他在北平张学良的寓所里画了三天。画的是西山红叶，泼墨处还没干透，少帅府上就来人禀报，说城外有变。


他走得匆忙，只带了细软，这幅画搁在案上，后来托人去找，说是被收进库房。再后来，北平丢了，少帅也出了事。他以为这卷画早该化成了灰。


绢布上的墨色却还在。西山轮廓依旧，只是颜料历经三十年，晕开了一点。卷轴边缘有一处细微的折痕，像是有人时常打开来看。


邻座是一位穿西装的外国人，正在看报。张大千把画往自己这边收了收，忽然觉得眼眶发酸。


他摘下眼镜，抬手去揉眉心，手指却先一步碰到了湿意。他没出声，只是把眼镜握在手里，另一只手将画卷轻轻拢住。


窗外的云层很厚，阳光白得刺眼。他别过脸去，肩膀在藏青色长衫底下动了动。


时间得倒回一九三零年。那会儿张学良还是北平城里的少帅，虽然东北易帜不久，但在文化人里颇有些名声。


张大千三十出头，画价还没到后来那么金贵，但下笔已经很有分量。


有人牵线，请他去张府吃饭。张学良不摆架子，亲自给他斟酒，说：“我看过你的荷花，像活的。”


饭吃了，酒也喝了，张大千说：“少帅既然喜欢，我改日画一幅送上。”


三天后，他提了坛墨，在张府西厢房铺纸作画。画到第三天傍晚，西山那边的消息不好，说是要生变。


张学良进来，站在画前看了很久，说：“这幅画先留在我这儿。等局势稳了，你再带走。”


张大千答应了。谁知这一别，北平的局面急转直下，紧接着是九一八、西安事变，再后来，张学良的名字就成了报纸上不能多提的字眼。


那幅画，连同那个承诺，都被埋进了三十年的尘烟里。


一九六一年他之所以会来台北，是因为老友张群攒了个局。张大千从海外回来，张群说，汉卿想见他。


见面地点在北投一间僻静的日式屋子里。张学良进门时，腰杆挺得笔直，可走路的速度慢了。他看着张大千，先笑了一下，然后伸手在他肩上拍了一把：“胡子都白了。”


“彼此彼此。”张大千也笑。


那顿饭吃了很久，说的话却不多大多是张大千讲他在巴西盖房子、在美国看画展的事，张学良就听着，偶尔插一句“那地方潮不潮”。


谁也没提那幅画，也没提这二十五年是怎么过来的。饭毕，张学良从里屋拿出一个锦盒，里面是一方砚台，说：“没什么好东西回你，这个你带走。”


直到此刻，在这架飞往异国的飞机上，他才明白，不是不在了，是有人替他在兵荒马乱里保住了。


飞机穿过云层，机身不再摇晃。张大千把画重新卷好，红绸子又包回去，只是这回包得松了些。


松山机场的地面已经看不见了。北投那间屋子的方位，他大致是知道的。

三十一年前，他在北平画下最后一笔时，窗外的槐树叶，也正好是这个颜色。


信源：央博（央视书画官方平台）《一花五叶传天下 —— 张大千逸事》